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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改革30年 第三只眼看改革30年 央视《经济半小时》请改革亲历者厉以宁、吴敬琏谈改革30年成败得失。 对于改革成功的三个方面， 吴敬琏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次是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次是根据97年的十五大所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改革。 厉以宁则认为第一是农村家庭承包制，第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第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吴先生说的是改革的三个阶段，而厉先生说的是改革所涉及的三个领域。 改革在不同的时期和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成就，但这些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不同表现和不同成就，并非改革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中国改革30年，30年之后和30年之前，中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两位专家级人物似乎都语焉不详。 吴敬琏说得不错，“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可惜吴先生却没有看到，改革30年，我们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自由交易的逐步解放和落实。 改革的经济成就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但即使是最彻底的改革拥护者如吴敬琏、厉以宁，似乎都忽视了这些经济成就不过是个人自由解放的副产品而已。 改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对契约自由的认可和保护。农村家庭承包制不过是一个形式，在这个形式背后是承认农民的财产权利；民营经济的发展不过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前提是承认每个私人的财产权利和投资自由。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开始的，这背后是一个基本的自由市场原理：企业经营者的自由意志比任何伟大的计划者都更有效率。 亲历改革30年，除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与保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任何其它理由可以解释这3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持改革的吴先生和厉先生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你们主张的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吴敬琏先生批评说，“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那么在吴先生看来，30的改革成就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改革的不足，厉以宁说，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第二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得极慢。 厉先生恐怕是彻底看错了。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农耕社会的大国向工业化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要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结构，这是个客观事实，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非想改就改得掉的。同时，如果以“消除”为标准来看行业垄断，恐怕我们永远都无法“消除”行业垄断。至于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判断，恐怕中国还要被批评100年以上。 这些显然都不是改革的不足，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必然的过程，无论改革如何完美，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办法消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时间。 改革最大的不足，是我们的改革虽然在实际上全部是围绕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改革，但这个改革在形式上却全部是以计划经济的语言而进行的。改革最大的不足，是我们的改革者竟然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30年的改革本身就是一次自由意志的大解放。改革者如吴敬琏虽然认为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我实在想不明白，如果改革不是在自由意志的解放“这方面”取得了伟大进展，我们还要这改革做什么？ 中国改革最大的不足，表现在中国的改革经济学家们对30年的改革成就到底是从何而来，至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在理论上知道市场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却从来不相信或者坚决不愿意承认中国30年改革的成就正是来自个人自由的解放。他们在理论上知道只有自由意志才是创造财富的最基本动力，但他们却死活不愿意承认中国30年的经济进步正是来自个人自由的空前解放。他们非常害怕将中国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将中国30年的成就与中国的个性自由和解放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 最近我看到有两种如出一辙的理论比较流行，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目前是“市场+不民主”制度，吴敬琏先生的观点于这种理论非常接近，认为中国虽然市场改革很有成就，但民主改革还不足够；另外一种理论则认为当年的中国或者苏联错不在计划经济，错在当时没有采用“计划+民主”的制度。 这两种莫名其妙的理论竟然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相互“争论”，构成了世界上最奇怪的奇观。这两种荒唐的理论都不明白：市场本身就是自由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市场+专制”的制度。而计划经济本身就是对个性的禁锢，这个世界是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计划+民主”的制度。 市场不是买卖商品的地方，市场是自由交易，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我们的改革经济学家们还要奢谈什么改革？ 计划经济不仅仅是计划生产几斤粮食几吨钢，计划经济是将人性禁锢起来。既然崇尚计划经济，你又何必拿民主来自欺欺人？ 计划经济最恶劣的地方是对人性的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