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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梁启超的民族主义 探析梁启超的民族主义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被誉为“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梁启超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和国家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后，自身唯感若想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就必须从思想文化层面实现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在中西文化的不断碰撞中，梁启超认识到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发展才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为此他不断汲取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兼而借鉴西方学说，热情呼吁和倡导民族主义思想，旨在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他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终生为之奔走呼喊，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宣传者和践行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内核 　　民族主义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就其起源而言，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产物。[1]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面临危亡所致的结果。梁启超始终坚持“大民族主义”，反对“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要在世界范围内将中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对立，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外来侵略和参与世界竞争；小民族主义是在中国范围内区分不同民族或种族，显然小民族主义没有超出“夷夏之防”的范围。 　　纵览梁启超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强调夷夏种族的“种族民族主义”到中华民族合为一体的“合族民族主义”，由中国即天下的“天下大同主义”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演变。第一阶段梁启超以“世界大同”为至死不渝的政治追求，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认为在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族皆是“夷狄”、蛮族。维新运动之后，流亡国外的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西学，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变化。1903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做深刻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与反满的“种族民族主义”遥然相对。随后，以保皇救国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民族应“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以达“合族救国”的目标，表明任公已然摆脱了以传统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梁启超进一步融合中西文化，思索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意识到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才是中国的出路。《爱国论》中梁启超畅言，“我支那人，非吾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梁的主体意识已脱离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中国即“天下”的误区，从而使得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价值追求。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来源 　　一草一木、一花一树，皆有其源起，思想亦不例外。任何思想或主张的提出均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和合理的逻辑起点。就社会层面来说，时下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使得知识分子们从睡梦中惊醒，寻求民族独立与复兴之路。梁启超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2]，表露出甲午战后整个中华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在这样的时局下，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层，他们趋同创新、追求变法。流亡国外的梁任公，一方面对变法失败进行深切剖析，一面阅读日译西学读本，“思想为之一变”，指出中华民族自救在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和民族的独立自强。他说：“吾以为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贤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徳、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垺，则外自不能患，吾何为而患之！”“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民族主义一策”[3]。 　　从文化层面剖析，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梁启超一面挖掘中国传统民族思想资源，加以辩证和扬弃，一面又全力引进西方先进学术思想，加以借鉴吸收，实现思想文化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同时也有赖于日本民族运动巨大潜力的助推，促成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倡导的“天下一统”、“爱及四夷”、“协和万邦”等思想包含着民族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为梁启超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西方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以及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孟德斯鸠的著述，使得梁启超以开阔的视界看待当下中国。逃亡日本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