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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测度及 影响其转移因素实证分析 魏 婕 【摘 要】 本文在对实地调查思考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合理的测度方法对陕西省近些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进行度量，并进一步考察影响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问题，为提高剩余劳动转移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字】 农村剩余劳动力 制度因素 主成本分析 一、调查的思考——问题的提出 笔者所在班级在过去的两年里分别对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凤镇和宝鸡市岐山县北郭村就“三农”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调查。两地的共同特征都以经营农家乐为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的支柱，以及在此基础上带动着当地及周边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当地经济发展，两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特征较为显著，所以这也引起笔者极大兴趣和关注。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所调查的家庭中基本上都存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家庭成员，一般来说五口之家就有2人从事非农产业。另外总结这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共同特征不外乎以下几点： 1. 转移者全部为家中青壮年劳动力，且多为男性成员； 2. 转移的指向有二：一是在当地农村二、三产业就业，如从事农家乐经营；二是进城务工，如在城市餐饮行业、建筑行业做工等； 3. 超过90%转移者转移动因都“想赚取更多的钱”，表达了农村劳动力希望通过转移来提高收入的迫切期望； 4. 两地农村人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非农产业，占总收入比重超过了60%，可见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5. 转移者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所有转移者的85%； 6. 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包括制度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等等。 通过以上的调查，促使笔者思考一个问题：陕西省作为一个落后的西部农业大省，现在的农业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除去农业需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又有多大？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又有多少实现了顺利转移？那些没有实现顺利转移的，制约其流动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 基于以上的问题，本文通过理论结合现实，较为浅显的分析下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及影响其转移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推动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合理的建议。 二、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度量 陕西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2005年末乡村人口为2334万，占陕西省总人口的62.77%，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又存在多大规模剩余劳动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 从经济学理论上，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界定的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为零或为负的情况下，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后来拉尼斯—费景汉将劳动边际产品低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称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中国学者在此抽象的基础上，更多了加进了现实的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出自己新的定义：郭熙保（1995）的“地劳比例标准”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的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该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何景熙（1999）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有效工时不足所引起的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界定的标准。 本文考虑以下部分度量的需要和实际的概念，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是超过农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即从农业中分离出去，且不影响农业产出的那部分劳动力。这是一个动态和相对的概念，它随着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技术进步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由农业劳动力剩余引起来的，可以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中经过农业和其他产业充分就业后富余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力。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一部分被农村二、三产业所吸收，其余就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近些年，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不断进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势必造成农业剩余的出现。但不容忽视的是，居住在农村的人不一定都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从事加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非农产业生产的。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等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业生产占用劳动力。本文亦是遵循这样的观点。 （二）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测算 一般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有生产函数法、国际标准模型法、耕地劳动力比例法、农业技术需要法等等，以上种种多忽视了农民自身的理性行为，所以异于以上的方法，从城乡收入差距，以农民理性人的视角重新估算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在本文中，笔者采用侯风云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估计及外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的观点，充分考虑把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来测算陕西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基本思路和方法： （1）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城乡收入差别影响劳动力的剩余规模和程度。 （2）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可以吸收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村潜在的剩余规模。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