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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的传播 妈祖文化的传播得益于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向海洋进军的历史很早。秦汉时期，方土徐福三次东渡求仙，秦始皇亦多次巡幸山东半岛，汉武帝步求仙后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未能如愿，却无意间推进了造船、航海和港口业的发展。自汉代开始，由于开辟了历史上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2000多年的中外贸易和东西方交流，成为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主线，海外交往势盛而时久。以古代“四大港口”之一登州港为始发港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朝鲜、日本等西方诸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带动了渤海和山东半岛航海业的发展。南路”之广州的远洋贸易可直达亚历山大港。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可与世界名港亚历山大齐名。至元朝，因沿海遭倭寇侵扰，海上对外贸易相对减弱，但国内南北万余里海上航线和南北河漕贸易相对增强，后因定都北京800年时政的相对稳定，国内沿海港口亦日益兴盛起来，逐步进入黄金时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尚早半个世纪，更是无与伦比。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早期海洋的拥有者。 远在十世纪，中国航海者首先拥有指南针，以保证海上航路的定向行驶，也首先发明了隔舱航舟，万一海上遇难触礁，即使撞破一角，一舱，而船体的大部尚能上浮。但是，尽管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相当发达，由于没有气象预测，海上气候变化万千，一片小舟如沧海一粟，当狂风暴作时，在威力无比的海洋世界面前，人类的行为还是显得极其渺小，甚至微不足道，所以，祈求于神灵护佑，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唐中业，玄宗以钦定形式册封“四海龙王”，因传说其能施风布雨，兴涛作浪，故被航海人崇奉为降服自然的神物。但这种想象中的自然神形象丑恶，东海龙王敖广在人民印象中又被视为凶神，加上当时“五行五阴”之说盛行，认为“天属阳，地属阴，水在地上亦属阴；男属阳，女属阴，水神应为女性才适合‘五行阴阳之理’”，至宋初莆田湄洲湾出现了年轻貌美，勇于在海上冒险救人的林默，死后被人们祈奉为女海神，这是航海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妈祖的出现不负众望。明万历年间高澄前往琉球，在他的《使琉球录》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说：“船摇荡于暴风雨中，篷破、杆折、舵叶失、舟人号哭、蕲于天妃，妃云立即换舵可保平安。在巨浪中舵叶重二三千斤，由于神庇，力量倍增，平素换舵须百人以上，今日船危三数十人举而有余”。南宋开禧元年的紫金山击金和合肥的解围，也是以妈祖的精神作用来鼓励士气的。自南宋起，例定舟内载海神航行，朝夕拜祈。元代采取丞相平章国耶律楚村和名相伯颜的“南粮北调”的主张，起初官方造舟把国家粮食直接由江南粮区海运到直沽，后来改雇用民间舟舶包运，有私商兼任海上运输，一时间自广州至天津天妃宫接踵而起，足窥航海者对妈祖的信仰程度。郑和七下西洋，亦祷于祖庙，明清大量汉人向南洋群岛进军，均舟载妈祖神像以行，这说明妈祖这位“女海神”是中国传统航海业的保护神。另外，日本本土接受妈祖的传播后，发展为“妈祖会”，以宗教形式规定朝拜制度。台湾同胞家家户户信仰妈祖，称为“开如妈”，海峡两岸共同信奉妈祖的俗例一样。故此，妈祖又是中外交流和沟通海峡两岸，密切同胞往来的和平女神。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作为古代北方建造最早、规模最大的蓬莱阁天后宫和登州港在妈祖文化的北上和中国与东方诸国的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 蓬莱阁天后宫建于1122年，比“世界三大妈祖庙”之台湾北港朝天宫和天津天后宫及台湾最早的澎湖天后宫早200多年；比中国第一个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泉州天后宫（公元1196年）亦早数十年。史料记载：“宋徽宗时，赦立天后圣母庙，乃于阁之西营建焉。时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计建庙四十八间。”。作为妈祖庙之“鼻祖”的湄洲妈祖庙，建庙时仅“落落数椽”，直至清乾隆年间才逐步形成99间斋房，由此可见蓬莱阁天后宫建造时的规模。另外，与蓬莱阁天后宫齐名的、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娘娘庙”的长岛显应宫（庙岛因此得名），在中国北方妈祖庙宇中也占有显要“席位”。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高丽恭愍王的贺正使李崇仁出使南京回国时在赞美登州海道的诗《留沙门岛（沙门岛即古时蓬莱以北的长岛庙岛），奉呈同行评理相君》中写到：“沙门翘首立多时，暮景撩人欲赋诗。神妃享祀应需报，海若潜形不敢窥……”。由于蓬莱与长岛为中国南北和东西方水路交通枢纽，地理特殊，在“起航先拜妈祖，有船必有妈祖祈像”这种古代传统的、普遍的信仰下，蓬莱阁天后宫和庙岛显应宫所肩负的使命是可想而知的。 古代登州是广州至京津海漕运输和朝廷与东方诸国交流的中枢，是承担北方贸易、外交、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港口，其地位远远高于后来的广州、泉州、明州、扬州“四大名港”。首先，妈祖是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妈祖文化沿广东、福建至京津及东北的海上漕运航线传到渤海湾沿岸，并与地方文化相融合，与城市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妈祖文化迅速得以传播，逐渐成为当地的民众信仰，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