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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西政治传统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 负面新闻信息不同于负面新闻报道，它包括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还有社会上一些违法乱纪、无视道德的行为以及交通事故、人为灾害等，它是事件的一种原始状态，反映的是事件的性质；而负面新闻报道就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事件本身是负面的，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二是事件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但是经过记者或编辑的操作不慎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简言之，它们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负面新闻信息的事件本身是消极的，但传播效果却有可能是积极的；而负面新闻并不是原始上的消极，但它的传播效果却一定是负面的、消极的。 负面信息报道在我国的发展一直就不是一帆风顺，从来就是断断续续，有阶段性的，相比之下，西方的负面信息报道无论从发展历史还是从健全程度都更胜一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诸如文化传统的不同、经济基础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等，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东西方的政治传统与观念的不同。 新中国建国至今政治形势对负面信息报道的影响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的“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块“禁区”，为新闻界和学术界所慎于提及的。媒体报道中正面新闻占据了绝对优势。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白宫的新闻官员试图从北京的报纸上发现一些新闻线索 ，但他们看到的全是鼓舞人心的党的政策宣传以及好人好事。尼克松总统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上没有坏消息，难道生活中全是光明的一面吗？周恩来总理答道，我们的新闻方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我们提倡那些鼓舞士气、能激励人民前进的东西。（李建伟﹒[负面新闻]报道浅析﹒[J]﹒新闻爱好者﹒18﹒2005年第7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基本没有什么负面消息，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国共产党歌功颂德，表彰像雷锋这样的道德模范和像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模范以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生产积极性，让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牢记于心。 到了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重要，党在政治上的限制也不像建国初期那么严格，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是新闻报道的自由性得以提高，新闻界也开始尝试追求自身的新闻自由与价值，这一时期，负面信息报道也出现了，并以比较公正健康的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对一些新闻事件“敢怒不敢言“的现象有所减少。这一时期的《焦点访谈》是一个典型代表，通过揭黑，将社会的一些黑暗面暴露于阳光之下，是我国新闻界的大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国家的政治更加民主透明。而且揭黑对很多不法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威慑作用。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负面报道起到的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负面信息报道又有下降衰退的趋势。大概是由于最近几年是多事之秋吧，从“西藏独立“事件到新疆打砸抢烧事件再到中国这几年的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为巩固政权而进行言论控制、思想控制了。像比较正规的报社、电台、杂志社、图书出版等行业还好控制，毕竟这些机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有的甚至是直接控股，所以，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负面消息大大减少了。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府想要彻底的控制言论就要费一番功夫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共产党也从技术入手对言论进行严格控制，比如说手机短信中的有些词汇是发不出去的，因为这些都可能是敏感词汇，已经被政府通过移动公司屏蔽掉了，所以就出现了“某某被和谐了”的说法；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直接把谷歌赶出了中国内地，（因为谷歌可以搜索到很多国外网站上的信息，而国外网站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有很多是被共产党所不容许的）这样百度就在中国内地的搜索引擎中一家独大了，要控制起来自然也容易得多。 二、中西不同的政治传统与政治观念对负面信息传播的影响 中西不同的政治传统与观念对新闻稿件选择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报纸基本都是党的喉舌，所以对负面消息的报道也有严格的限制，必须要在党的规定范围之内；而西方的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别的方面也很少受到政府干预与控制，在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媒体和舆论是西方“三权分立”之外的另一种权力，由此可见在西方新闻媒体的权利是很大的，所以自由度也就更大。 中西方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度的巨大差异，使得对于很多类型相似的新闻稿件，可能西方媒体会刊登而中国的新闻媒体则不会刊登。这一类稿件的典型例子就是对于触及政府黑暗面的新闻消息，一般中国的媒体只会登载那些无伤大雅的不是特别大的腐败与阴谋的稿件或稿件的浅层部分，而对于触及政府直接利益或更大利益的负面消息则不会发布出来。但西方媒体不同，作为“三权分立”之外的另一种均衡力量，新闻媒体一般不会畏惧政府或政党的权威，这样，它们登载的负面稿件通常不会瞻前顾后，而是更大的追求新闻价值。就拿美国70年代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来说，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毋庸置疑，中国媒体一定是不会也不敢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种负面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