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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由盛转衰及灭亡的主要原因——腐败 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 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 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 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 跌到嘉道中落。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与唐朝开元 天宝年间的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惊人地相似。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 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 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 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 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 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 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 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开刀，补充国用。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 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 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这些不正常的 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 亡的端倪。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 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 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 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 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 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 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 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 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 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 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 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 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 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 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 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 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 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 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 败黑暗。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 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机体的健康。雍正时期 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大幅提高官员薪酬（“养廉”） ，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腕手段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腐之风一 时有所收敛。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 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 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 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 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 杂使假，中饱私囊。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 款案。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随后又有 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 （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但是此后贪 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望等22人被 诛，涉案的陕甘总督靳尔谨自尽。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 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 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 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 霖因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 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 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因为乾隆和和即是贪污腐败的总根 子，他们惩贪，实际上借机“宰肥鸭”，乘机大捞一把，其结果无异 于纵贪。这些大案要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