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尺度下广州市职业空间分异特征研究.docVIP

地理尺度下广州市职业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摘 要：以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尺度回归曲线和宏微观尺度比率研究社会空间分异的五个维度的尺度变化特征，结合等值线分布图分析从业人员在宏微观尺度中的空间分异模式。研究表明，空间分异中均匀性、集中性和集群性维度受尺度变化影响较大，向心性和接触性维度受尺度变化影响较小。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空间分布呈双峰结构，主要分布在中心圈层，集中性、向心性较高，接触性、集群性和均匀性维度较低；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空间分布呈单核心多次中心结构，主核心位于中心城区，集中性、向心性、均匀性较高，接触性和集群性较低；商业服务业人员空间分布呈双主峰结构，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北部城区，空间分异五维度均较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空间分布呈火山口结构，人口集中分布在中间圈层，接触性、集中性、集群性较高，均匀性、向心性较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呈盆地状结构，主要分布在最外圈层，除接触性维度较高外其他维度均较低。 　　关键词：从业人员；多维度；空间分异；尺度 　　中图分类号：K921.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快速的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内部结构分化，全球性的资本流动和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使得劳动市场重新被塑造。城市快速扩张和再城市化使得城市内部空间重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速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和空间建构路径的自我更新[1]。同时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使得原单位制的“职住统一体”向单一就业场所转化，住房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原本的“单位制人”逐渐摆脱单位的束缚在市场上购买其自身社会经济能力相适应的住房[2]，职业的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使得阶层赋予空间特殊的社会属性，基于收入、职业等社会因素使得阶层被固定在特定空间上，并逐渐形成社会阶层分化的空间。由住房消费市场生产出来的阶层隔离空间不仅在空间上分离各阶层群体，而且拉大了社会群体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使得社会隔阂和不稳定因素增加。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便开始社会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虞蔚[3]、许学强[4]等学者首先对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内部社会结构进行了社会空间的研究，划分了社会区。随后学者开始引入社会空间分异指标来衡量社会空间分异程度[5]。冯健等[6]用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研究分析了北京社会空间分异；李志刚等[7]用差异指数、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分析了广州市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但是传统空间分异测量指数在衡量空间分异程度时存在许多缺陷[8]，空间分异测量指数均是以行政单元作为基本单元进行计算的，因此其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9-12]，比如邻里关系的定义、统计基本单元的大小及形状。传统空间分异测量指数忽略了统计基本单元的空间属性直接影响到指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13]，特别是我国近代行政区划变动较大[14]，这种影响不容忽视。1991年Morrill提出基于邻域矩阵修正的差异性指数用以解决对统计基本单元邻里关系定义问题[15， 16]，随后Wong提出空间多样性指数[17]、基于面积周长比修正的空间分异指数[13]解决“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将社会空间分异测量指数赋予空间形状属性。但并未能解决统计基本单元本身的局限性，即由统计基本单元的尺度大小带来的尺度效应问题。 　　尺度问题主要产生于地理现象的异质性与系统的等级性，而隔离现象不仅具有异质性而且具有等级性，从社区到城市甚至到民族国家隔离无处不在[18]。地理尺度从本体论、认识论到实践论三个层次可以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19]。本文所指的尺度主要是指分析尺度，指社会空间分析中的统计基本单元的尺度大小，而非分析单元的行政级别。在我国行政单元划分中，同一级别的行政单元面积相差很大[14]，传统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仅注重对行政单元选取说明，对各统计单元的尺度范围大小存在严重忽略。同时，传统空间分异测量研究均基于统计基本单元的基础上，基于社区尺度、街道尺度或者区镇尺度层面社会空间分异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尺度分析单元的约束，基本单元越大，其空间分异测量指数越小。学者们为了解决社会空间分异中的尺度问题均选择街道尺度，甚至居委会和社区尺度进行研究[1，6，7]，以规避尺度效应对社会空间分异测量指数的影响。小尺度的选取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更精准的结果，但将导致其结果不具备统一评估的标尺，缺乏和其他研究的对比性。Reardon[20]认为不同尺度下的社会空间分异具有不同的空间模式及机理，仅对单一尺度下的社会空间分异测算很难理解整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模式。因此，进行多尺度的空间分异研究不仅可以为不同地区之间社会空间分异的对比奠定基础，特别是对同一行政级别下各行政单元大小差异颇大时提供归一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