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录(河南张新光).docVIP

乡村干部生存状态优存录 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张新光广元市元坝区人民法院 作者针对我国取消农业税费后遗留下几百万名离职村干部长期被“晾晒”所积压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出现“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现象等社会政治问题，强烈呼吁党和国家尽快解决离职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建议中央高层决策部门抓紧弥补“政策漏洞”，以防止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利益链条断裂后彼此失去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而出现“基层社会权力悬浮”。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为该文撰写了专家点评，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正在严峻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本领。作为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乡村基层干部，他们的作为是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应高度关注和改善他们目前所处的生存境况。张新光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方面可谓功德有量了。”该文在《中国社会报》2010年1月18日第三版以整版发表后，《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和第3期又作了跟踪报道和深度讨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年仅45岁的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积劳成疾猝死，引起了上至中央总书记，下至普通黎民百姓的关注。但笔者更多关注和思考的是大别山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河南省新县沙窝镇最近两年接连发生的4起青年村支书离奇死亡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经在沙窝镇连续担任10年党委书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割舍不下的留恋之情。但在笔者离开8年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个噩耗：先是笔者的继任者于2008年2月27日凌晨因饮酒过度，猝死在县政府办公大楼一墙之隔的“金鑫娱乐城”，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炒得沸沸扬扬。紧接着，沙窝街道居委会和吴湾村两位40岁出头的青年村支书突发疾病不治身亡。2008年底，王山村党支部书记在镇里参加年终工作总结会聚餐饮酒后，当晚返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死亡。2009年10月24日下午，沙坪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调解一起民事纠纷时，被街道上赶来滋事和行凶的5个青年农民持刀群殴导致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此外，该镇还有一位离职村支书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落下一身残疾，至今仍卧床不起，需要家人全天伺候。 　　初次与这5位村支书相识时，他们的年龄与笔者一样，都是20多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合作共事10年，共同度过了农村基层工作任务最繁重、社会矛盾最多、精神压力最大的艰难岁月，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但如今，他们正值如日中天的黄金年龄怎么会“说没就没，说残废就残废”了呢?2009年11月初，笔者怀着极度悲伤的沉重心情逐一走访和看望了这5个遭遇不幸残缺不全的家庭，其中一位村支书的女儿因遭受打击过重而落下精神分裂症，至今尚未痊愈。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基层工作环境可谓“艰难困苦”。那时，城市规模扩张占用了农村大片的良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外流，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以至于造成大多数乡镇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当时，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的中心工作就是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要粮”(收取“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要命”(抓计划生育、刮宫流产)、“要人”(组织农民群众义务投工修公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此外还要应付上级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评比活动等等，他们从年头忙碌到年尾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和汗水都属于“出力不讨好”和“得罪人”的活儿。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适应不良症”的特殊时期，人们也很少听到全国有哪个地方的乡村干部被农民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致死的奇闻。倒是现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从前宽松多了、平稳多了、容易多了，相反却在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农民暴力抗争的群体性事件，以至于让不少乡村基层干部患上了“自杀性传染病”。这种违反常理的恶性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和行为逻辑呢? 　　反复思考的结果是悟出了一个道理：当年乡村基层干部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的时候，通常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又是全体村民的“当家人”。他们作为“代理人”往往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而作为“当家人”行事时，他们又必须妥善处理“索取”与“回报”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使双方达成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包容、最终和解的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风险最小化”。这是长期从事农村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的一种领导艺术。否则，一旦当乡镇、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链条发生断裂，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