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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詩詞文 整個清代前期的文學，都受到明清易代的歷史震盪以及明清之際社會思潮變化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在詩、詞、文中表現得尤為直接。不過，清代前期的文人，一部分由明入清，一部分生長于清初而與前朝的關聯較少，政權更迭在他們的感情上所造成的負擔有所不同。清代前期的詩、詞、文，便在這兩類不同的文人的創作中發生了一些變化。 清代前期的詩歌 清初的詩壇上，錢謙益、吳偉業是明末就有詩名、入清後繼續保持著相當影響的詩人，他們和龔鼎孳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他們的人生經歷頗為相似，但詩歌的作風和對詩歌的看法卻有顯著的區別。在明末清初之際詩歌的分流中，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趨向。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常熟（今屬江蘇）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因與溫體仁爭權失敗而被革職。在明末他作為東林黨首領，已頗具影響。馬士英、阮大鋮在南京擁立福王，錢謙益依附之，為禮部尚書。後降清，仍為禮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歸，與反清勢力保持聯繫。其詩作於明者收入《初學集》，入清以後的收入《有學集》；另有《投筆集》系晚年之作，多抒發反對清朝、恢復故國的心願。乾隆時，他的詩文集遭到禁毀。 錢謙益是個思想和性格都比較複雜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縱誕的習氣，但又時時表現出維護傳統道德的嚴肅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卻而為熱衷於功名而屢次陷入政治漩渦，留下諂事閹黨、降清失節的汙名；他其實對忠君觀念並不執著（《陸宣公墓道行》詩有云：“人生忠佞看到頭，至竟延齡在何許？”），卻又在降清後從事反清活動，力圖在傳統道德觀上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這種進退維谷、反復無常的尷尬狀態，不僅給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澀，而且既為明朝遺民所斥責，又為清朝皇帝所憎厭。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際一些文士人生態度的矛盾。 錢謙益雖然接受晚明以來重視“性靈”的立場，卻又提出重“學問”的要求，講究“學殖之所醞釀”（《湯義仍先生文集序》），主張“萌拆于人心，蟄啟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題杜蒼略自評詩文》）。而所謂“學問”，又首先是“經之以經史”（《周孝逸文稿序》）。這些思想，與稍後的顧炎武基本一致，或者應該說，顧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響。前人往往因為錢、顧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評價，而忽視了這一點。 錢謙益編有《列朝詩集》，其中《小傳》部分通過對各家的衰貶、評論闡發自己的詩歌主張。他借公安派的言論嚴厲指斥前後七子，再對公安派提出糾正，實際對這兩家均不贊同。值得注意的是，錢氏的立場實是消除“復古”文學觀所造成的文學與經史之“學問”的疏隔。 他認為唐、宋、元詩均有可取，不應偏狹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關鍵是“學問”所在，“性情”自然收斂。清代詩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錢氏為起點，明清詩的變化，亦以錢氏為一大轉折。 錢謙益本人的詩，主要是把唐詩的華美的修辭、嚴整的格律與宋詩的重理智相結合。他的生活觀念和情感都很複雜，但作為一個身份地位很高的士林領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時候，對於呈現於詩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經過理智的思考來找到恰當姿態的。 錢謙益的詩語言技巧頗高，善於使事用典，也富於藻麗，這些對於重視雅致趣味的清代許多詩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今屬江蘇）人。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後曾與侯方域相約終隱（見《懷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於清廷的壓力，還是應召北上，當了國子監祭酒，一年多後即辭職南歸。有《梅村家藏稿》。 和錢謙益不一樣的是，吳偉業並沒有很強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後也不再參與政治性的活動。但為了保全家族的考慮，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後，則感受到傳統“名節”觀念的沉重負擔，自悔愧負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 如《自歎》云：“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 《過淮陰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 臨終時所作《賀新郎·病中有感》詞更說：“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在這些詩詞中，與其說是為自己作辯解，毋寧說更多地表現了個人在歷史的變遷中難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眾多牽涉明清易代之際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這一點加以抒發，顯得感人。 吳偉業早期的詩善於用清麗之筆抒寫青年男女的纏綿之情，如《子夜詞三首》： 　　人採蓮子青，妾采梧子黃。置身宛轉中，纖小歡所嘗。 　　憶歡教儂書，少小推無力。別郎欲郎憐，修箋自雕飾。 　　夜涼入空房，侍婢待除裝。枕前鉤不下，知未解衣裳。 　　詩中女子對情人的懷念與期盼，被描繪得細緻而生動，雖然著筆無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卻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盪中，吳偉業寫了許多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詩篇，而尤以七言歌行體的長篇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