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方略.docVIP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 律师会见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兼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辩护律师的应对策略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 胡瑞江 【摘 要】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相较以往有大幅度改善，执业权利基本能够得到保障，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执业难。“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会见难是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相关制度设计，尤其是侦查阶段限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无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与强化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相背离。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也未能有效地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滥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阶段不许可律师会见权，限制律师会见，剥夺在押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损害刑事诉讼制度的正义价值，亟需依照正当程序理论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造，健全辩护律师维权救济机制，增设侦查机关违反程序规定的惩罚条款，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辩护律师应当竭尽全力以其他方式最大限度维护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措施，争取依法应当享有的执业权利。 【关键词】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会见 辩护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处修改，新增条文65条，修订的条文涵盖刑事诉讼各个环节。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新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实现了与2007年颁布的《律师法》的无缝对接，赋予辩护律师更多权利，设置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程序制度。陈光中教授曾公开表示“辩护制度的完善是此次修改最令人满意之处”。迄今，新刑诉法实施已经四个多月时间，从媒体报道和实务部门的反馈情况看，刑辩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基本能得到有力保障，刑辩律师的整体执业环境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在个别案件的办理上，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仍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最为突出的问题体现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辩护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一法律规定往往被侦查部门视为“尚方宝剑”，甚至不惜歪曲立法本意，曲解法律，限制律师会见。在浙江，个别地方的检察机关存在有意曲解法律条文，扩大解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限制律师会见权的情况。在有关新刑诉法实施状况研讨会上，很多律师也反映，对贿赂犯罪案件，刑诉法修订后，新会见难比老会见难还要难。刑事诉讼法是“犯罪人的人权宣言” 的观念已经由来已久。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利受限，最终损害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潮流看，保障人权已经成为文明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之一，新的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须侦查机关许可，立法目的何在？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肆意限制辩护律师会见权是否符合立法初衷？该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使其符合“正当程序”之应有价值？辩护律师在当下的司法环境下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这些问题均需要深入研究。 一、现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阶段不许可会见是常态 （一）立法规定 在2012年，刑事诉法的修订无疑是一件大事，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十分关注。2007年，律师法修订，赋予律师凭“三证”（律师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证明）会见的权利，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和自行、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但是，在落实《律师法》过程中，律师的执业权利根本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侦查机关大多以《刑事诉讼法》未修订为由，拒绝执行《律师法》或者在执行《律师法》上大打折扣。新刑诉法修订前，律师界和学界强烈呼吁把《律师法》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法中，事后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也确实是不负众望，《律师法》中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主要内容均别写入新法草案中。但是在个别制度设计上却“故意”留下“尾巴”，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限制会见”和“秘密逮捕”条款。“秘密逮捕”条款一出，很多学者和律师均对该条款给予猛烈抨击，虽也有部分学者撰文为立法机关辩护，但在强大的舆论质疑下，“秘密逮捕”条款被废除，“秘密”仅限于刑事拘留的通知上。但“限制会见”条款却被保留了下来。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有“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和“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三种情形之一的即属“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同时也规定，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会见申请的，侦查部门应当拿出意见，3日内报检察长决定并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