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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过后是公民 点长复杂得很 社会人儿，无疑是先有社会人，后才被儿化韵的。 通辽市曙光社区有一位78岁的老人，叫吴玉文。他从1985年搬进小区至今已29个年头。小区逐渐被弃管，爱张罗的吴玉文担起物业责任。 一个偶然，他看到有居民常常在小区拉胡琴，觉得不错，就联系会乐器的居民一起演奏，后又成立了小型合唱团;用供热卡缴费前，都是吴玉文带着几个老伙伴儿，挨家挨户收取暖费。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干起来难度相当大。不过，这难不住吴玉文，他爱张罗，啥事儿都难不住他。 作为自愿为社会献力的普通公民，吴玉文获得居民无数赞誉，说他是社会人，不会有什么出入。 另一个人似乎也是社会人，却毁誉参半。 一年多前的一次知青聚会，让当年的点长老支重拾往日辉煌。酒过三巡，他给大家看了他重回知青点拍的视频。大家非常吃惊，知青点还是贫穷的老样子，知青在土墙上刻的歪诗仍历历在目。老支恳求大家：“我们帮不了多大忙，但为那里的孩子们捐点钱和文具，我们还是能做到的。”知青们与其说被感动，不如说是被震惊，纷纷解囊，托老支送给孩子们。 但老支不是每一个举动都让人钦佩，在老知青感佩他、支持他时，他的很多亲戚朋友却在骂他：“坑人坑到咱这儿了，见一回揍他一回。” 事因是老支一位同事的哥哥搞房地产，弄了一块地，要盖商品楼。前期资金紧张，又没有期房预售手续，同事的哥哥便私下里筹钱。老支爱出头，便动员亲戚朋友买房，“便宜，先交钱，房子盖成后，可你们挑。” 有不少亲戚朋友相信了他，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掏出了钱。但5年过去了，那块地只是挖了几个大坑，别说楼架子，楼影儿都没有。同事的哥哥倒是没跑路，但踏破铁鞋，也难觅其踪。那些钱至今没有返回，亲戚朋友都把气撒在老支头上，“忽忽悠悠的，早就看他不是啥好鸟儿。” 用主流观点看，老支前一件事做的，颇有社会人风范，可获褒奖;以坊间说法，后一件事，老支办得不地道，“就一社会人儿，不靠谱儿。” 同一个老支，既是社会人，又是社会人儿，真是复杂得很。 似官似民 上溯至1940年代并之前的几百年间，吴玉文所做的事、老支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没有人在做，做的人还很多。那时这种人被社会统称为士绅。 士绅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社会有影响的人构成。他们似官而异于官，似民又在民之上。 2010年，电影《白鹿原》上映，让观众对中国过去绅―宗族社会的治理有了直观了解的机会。影片中的朱先生确有历史原型，他就是晚清关中大儒牛兆濂先生。光绪二十七年，陕西大旱，牛先生力主赈恤;二十九年，关中再遇大旱，牛先生每顿以藜藿充饥，称“饿殍载途，吾忍饥乎”！这种德行，在传统士绅群体中并不鲜见。尤其关中一带，自北宋大儒张载建立关学，关中儒者对民间“教与养”的重视，有着十分深远的传统。 如果大家对牛兆濂感到陌生，那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一定有所耳闻。1050年，于朝是官，于野为绅的范仲淹拿出自己钱，在原籍苏州吴县置良田10多顷，作为族内公益基金，当时叫义田，义田年收取的租米用于赡养族人、供养族学，无数人从中受益。 还有任铭芝，是地主，也是士绅，更是教育家…… 吴玉文型忙于服务社区的社会人，老支做第一件事时表现出的扶贫型社会人，是不是牛兆濂这种士绅型社会人的因子，在当下的遗传呢？ 那把社会人儿化韵，又是哪种因子在起作用呢？可不可以说，社会人儿是社会人在不健全的社会里原子化、碎片化式的蜕化和退步呢？ 大号叫公民 先说吴玉文，他所在的小区被弃管了，就是说，是他那个小区的社会化组织结构崩塌后，才有了吴玉文个人意义上的无私奉献。这或可称为社会人的原子化。再说老支，汶川地震后，他并没有马上捐款，待灾区建设得差不多了，他才拿出8000元钱，直接寄给了灾区一所小学。这件事只有他和妻子女儿知道。一个工薪族，捐出这些钱实属不易。“我不想寄给什么什么会和政府，要说原因嘛，老实说，我信不着他们，怕被挪用。” 相应的组织结构虽然存在，但老支还是如吴玉文那样，选择了个人化捐助。生活中这种人不少，便形成了社会的碎片化。碎片化社会中的人要获利、要生存、要维权、要发展，因此要有行为，人的社会属性便被坊间概括为社会人儿。社会人儿中有吴玉文者散发正能量，也有老支做第二件事那样，让亲戚朋友感受到了负能量――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 接下来，当某种社会人儿因获利、生存和维权受阻，他们便会蜕化为贬义的社会人儿。如网上流传的《社会嗑》歌词：生死已看淡/不服咱就干/青春献给小酒桌/各种澎湃各种喝/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最可怕的是，这种社会人儿进一步蜕化后，就会形成反社会人格，呈现最恐怖的发泄。在医院、在小学校门前，这种恐怖已多次发生。著名社会学者于建嵘因此呼吁，不要让这类社会人儿“产生恐惧和不安”。 与此同时，当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