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公益强调“机会均等”.docVIP

刘京：公益强调“机会均等” 刘京有许多职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企业公民高尔夫俱乐部主席、某上市公司董事长……但令其最为得意的是一个媒体职务――《公益时报》社长。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上书 “善行天下”。刘京说，这是2007年举办中国慈善榜发布仪式期间，知名书法家沈鹏现场送给《公益时报》的。 跨界草创 刘京，1960年生人，业内有名的高尔夫爱好者，2015年初，他身穿运动服装在办公室中接受记者专访，无老板架子，谈吐不拘小节。 1989年，时年29岁的刘京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转折。当时，民政部进行机构改革，当时在机关里给领导当秘书的刘京调任中国福利总公司，任办公室主任。这个任命让刘京完成了从第一部门到第二部门的身份转变，按刘京的说法，他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是公务员了。 “当时我们民政部里有一个生产办，管全国的福利企业，全国所有跟残疾人有关的企业都归我们管，当时我在那个办公室里。后来机构改革，说要加强企业，我就到了中国福利总公司。”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正值多事之秋，一个被财经作家吴晓波称为“资本觉醒”与“乍热骤冷”的年份，国有企业尤为踌躇，前有制度改革的困局，后有市场经济的追兵。一名叫徐有泮的国企厂长在那一年讲了一句经典的话：“企业不但要找市场，还要找市长。”这是那个年代国企经营者的一个缩影。 但刘京在国企的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他经营有道，企业做大，若按照此轨迹，他有望成为一名企业家。但在2000年，刘京的职业生涯再一次发生了转折，他调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并被委以一个特殊的任务：筹建中国第一张公益类报纸――《公益时报》。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刘京“一头雾水”，他坦言：“我不知道什么叫社工，也不知道什么叫公益，因为我在做公司，他们需要钱，就把我拉进来了。” 刘京没有反对，但他向相关领导提了一个要求：“你除了管我之外，其他都不要管。为什么？因为你又不给钱，又管了那么多事，这样没办法干。”这个要求神似在二战时期，那位跟美国总统罗斯福谈条件的企业家：“如果我说了算，那我将全力以赴。” 2001年6月，《公益时报》创刊，民政部主管，刘京担任社长。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世纪之交于中国公益界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段，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资本觉醒”，那2000年前后，大概可被称为“公益觉醒”，尽管这种觉醒非常朦胧，只在人数极少的精英阶层中蔓延，但却对后来的公益潮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9年，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回到了他熟悉的国务院扶贫办，以志愿者的身份实际掌握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全部管理权，随后，他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启动了扶贫基金会的“去行政化”改革。而在另一领域，学者资中筠正在酝酿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散财之道》。2003年，《散财之道》刊发，震动了当时在追逐财富的道路上狂飙突进的财经界，并为襁褓中的公益界提供了营养丰富的思想启蒙。 资中筠与她的《散财之道》对刘京影响非小，时隔十余年，刘京依然能清晰记得当年在看到书稿时的激动心情，他说：“当时真的如获至宝，几乎把她的书全买回来了，把她在出版社库存的书都买回来了！我们逢人就送，就当是布道。” 在资中筠的书中，刘京读懂了公益的真义――不是爱心捐赠，不是专业管理，而是要创造一个机会均等而又兼顾效率的理想社会。 《公益时报》社长刘京从此解决了关于公益价值观的问题，但是，方法论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他。创办公益类媒体，在中国，刘京是首吃螃蟹者，没有人能告诉他成功的经验，他只得如所有的创业者一样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在创办《公益时报》的最初几年，报社的经营情况很不理想，搞企业得心应手的刘京想了很多办法，出尽浑身解数，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情况并不理想。 “最大的问题是《公益时报》怎么生存。当时一说媒体，大家都愿意投资，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但是具体的定位也要看，别人要看你做什么。”说起当年办报的艰难，刘京会忍不住拍桌子，“这个报纸前三年真的难得不得了，人员来了就走，变来变去，最初几年采编人员变化非常大。经营也很难，没有人在《公益时报》上做广告，读者、发行量等都是制约点。” 需要说明的是，《公益时报》虽由民政部主管，但并无行政经费，实际是一张完全面向市场的报纸，要赚钱养活自己，不然就活不下去。刘京希望为其打造一个稳定的商业模式，但他发现，传统媒体那一套“以内容吸引读者，再用读者拉动广告”的模式并不适合公益类的媒体，至少在当时不适合。 为解此困局，刘京一度把自己在企业中的得力干将都调了过来，公司副总来当副社长，机关处处长也来当副社长，还曾高薪从鼎盛时期的《广州日报》挖来了一位知名媒体人任总编辑。但是，这些被他寄予厚望的人雄心勃勃而来，干一阵子就都走了。关于报纸的定位，刘京费了无数心思。当时，都市报走红，《公益时报》甚至尝试过以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