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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使者”心中的“和谐东方” 摘要：《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作为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华丽转身，以战争、民族和生命本源为主题呈现了一幅21世纪的“维和”画卷。笔者将其定义为“维和叙事”，一方面想展露严歌苓胸怀“仁爱”、善行天下的创作初衷，另一方面想凸显其“续写文明、和谐东方”的宏大构想。 关键词：严歌苓；维和叙事；战争；和谐东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46-03 所谓“维和叙事”指的是一种以寻求战争中“国与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以及战后“民族与民族”之间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为题材的小说叙述。笔者认为，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正是这种“维和叙事”的成功之作。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作家严歌苓从战争写到和平，从罪恶写到救赎，化身为“天国使者”，胸怀“仁爱”，善行天下。这个“文学的游牧民族”[1]，携手其21世纪的“维和叙事”小说，再一次扬帆起航。 一、维和之源：“儒生心性”与“游牧天使”的完美契合 追寻作家严歌苓关注战争、续写历史、创作“维和叙事”小说的源头，笔者认为是其内在的“儒生心性”与其作为“游牧天使”的旅者经历浑然天成的融合使然。 书香世家的熏陶，塑造了严歌苓与生俱来的“儒生心性”，使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之后的投笔从戎，又使其贴近军旅，平视战争，铸就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一方面，她有着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诉求；另一方面，她刚健，感性，富有一种“保卫家国，还我河山”的军旅豪情。这种文人诉求与军旅豪情使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民族之兴衰，关注历史，尤其关注中国的近代史、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毋庸置疑，“南京大屠杀”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特别关注点，而这段历史也成为这个返乡“游子”心中不可名状的永恒伤痛。 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于2005年发表，严歌苓选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发表这部作品，用意深刻。在作者写于1997年的散文《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里，有这样的文字：“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洗劫，对于他们已经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2]由此看来，后生的养尊处优，众人对国仇家恨的遗忘，无法让这个“归航”的游子闭口不言。于是，对于历史的关注和作为儒生的良知，迫使其再现屈辱的记忆，让后人居安思危，令乡邻痛定思痛，使华人勿忘国耻。 罗曼?罗兰说：“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品质：感觉的敏锐，情感的深沉，心灵的丰满。”当这个天资聪慧，三者皆备的军旅舞者，用记忆与伤痛书写了半生繁华之后，严歌苓开始带着艺术家敏锐的感觉、深沉的情感、丰富的心灵追寻世界永恒的主题――生命之源。 半生的漂泊和执着的求索使作家严歌苓幡然醒悟：令世界永恒存在的生命之源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军事而是文明。自此，作家严歌苓“游牧天使”一般的，以“和平的信使”自居，用“慈善”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会，用“仁爱”消逝“族与族”之间的隔膜。《小姨多鹤》仿佛一部《金陵十三钗》的续写，用和平的相处结束了战争的屠戮，用亲情的救赎化解了民族间的仇恨。 固有的“儒生心性”迫使严歌苓旧事重提，再现国耻；“天国使者”的游牧经历又使其关爱生命，弘扬真善。“儒生心性”与“游牧天使”的完美契合，使得“游子”严歌苓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关注“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的话题，于惨绝人寰、荼毒生灵的虐杀之后重建心灵的家园，于断壁残垣、一片废墟的荒芜之中，探寻生命的花朵。 二、维和之路：双重罪恶下的双重救赎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无疑是一场荼毒生灵的人间浩劫，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中，日本的平民百姓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作家严歌苓用《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两部小说演绎了这场灾难，一部是为中国人写的，一部是给日本人写的。笔者认为，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严歌苓用双重罪恶下的双重救赎完成了其文学创作的维和之路。 《金陵十三钗》是以一位南京沦陷期间的女性亲历者的回忆叙述，揭开了抗战期间“国都”南京沦陷惨痛而又悲愤的民族记忆[3]。一座神圣的天主教堂里，仁爱古板的英格曼神父，英勇无畏的国民党军官，14个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和16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一同见证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战争是残酷的，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给南京人民上了一场血腥的人体解剖课，然而比屠戮更为残暴的是“强奸”。“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四分之一的比例”[4]。那段“豆蔻”被日本军人轮奸的情节，令人无不痛心疾首，无不泪流成河。作家严歌苓给予灾难中女性肉体与心灵的关注，源于其对于东方文化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