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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诱惑侦查的不合理性 与“钓鱼执法”存在的必然性联系分析 ［摘要］：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的“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此前，上海就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以至于发生了2009年的孙中界案以及白领“张晖非法营运”案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学者热议的事件。对于此类事件愈演愈烈，“钓鱼执法”甚至被以超出合法范围的方式行使，严重影响到当前政府工作部门的公信力，我国法制体系的公正性的时候，关于“钓鱼执法”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解决产生的问题的讨论也就应运而生。 ［关键词］：诱惑侦查 钓鱼执法 不合理 必然性联系 诱惑侦查的不合理性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呈现出组织化、职业化、科技化等等特点，仅靠平常的侦查手段很难搜集证据，发现犯罪事实，更遑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诉讼审判了。此时，诱惑侦查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那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智能化如贩毒、行受贿、网络犯罪等犯罪侦破中发挥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然而，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设计合理、运用得当，这种“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的侦查方法是一种绝妙的侦查谋略，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我们知道，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而后者极为常说的“警察圈套”，在西方形成“陷阱之法理”作为被告人免责事由。第一种，“机会提供型”是指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人本生就具有弱点）或者已有先前犯罪行为，而又或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实施犯罪的客观条件和机会。其特征是：侦查着的行为旨在诱使潜在的罪犯现身或使其犯罪行为暴露，充其量只是为被告提供一有利作案条件。这种诱惑侦查的确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基础，在法理以及司法实践上都应当受到容许。 但第二种，“犯意诱发型”，侦查机关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其特征是：被诱惑者虽被侦查者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他并无犯罪意图不想犯罪，而正是诱惑者采取了主动、积极、过度、不适当的刺激行为使其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一方面，此类侦查中并不存在确定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鼓动清白之人犯罪无异。另一方面，即便被诱惑者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其本身很有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性，那么侦查人员的行为产生的社会恶劣影响更甚，直接导致公众对执法人员执法能力的怀疑。“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能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的基本界限。” 因此，“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但从实体法上违反了罪责自负的原则，而且从程序法上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 二、“钓鱼执法”存在的可能性 网络犯罪、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等新型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隐蔽化和高智能化，传统的受害人报案——侦查追溯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为了搜集证据，完成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侦查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也就是采取了类似于“钓鱼执法”的侦查方法，也是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只是第43条笼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就为“钓鱼执法”的存在提供了外部的法律环境。 在法理与司法实践中，关于诱惑侦查就有了很大的分歧。依“法定主义”看，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的原则行使职权，法律上没有肯定的不得行使，否则就是违法（至少在公法层面上如此）。我国学者认为：“未超过合理限度，且为侦查所需要并作为侦查策略使用的具有欺骗因素的侦查和预审，其合法性是被司法实践和法理所认可的。”“但从法理和实践分析，在特定限度内实施这种侦查手段应当被允许，这是由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与使用欺骗性侦查手段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相权衡而作出的价值和政策选择。”这实际上为“钓鱼执法”在我国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诱惑侦查的不合理性与“钓鱼执法”存在的必然性联系分析 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对诱惑侦查并没有做到完全而又完善的规定，导致两种结果的产生：第一，诱惑侦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运用具有“主动性、直接性、效益型”的诱惑侦查就成为最好的或者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第二，由于法律的缺陷，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能完全规避，甚至为某些机关为了所谓的经济型执法而恶意利用，造成了很多司法不公，国家公权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政德摧毁道德的现象，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