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中国个别地区艾滋病疫情已接近非洲”.docVIP

专访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中国个别地区艾滋病疫情已接近非洲” 2010年5月20日，艾滋病病毒发现27周年纪念日。迄今为止，根治艾滋病的方法仍未被发现，艾滋病疫苗亦没有研制成功。 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表示：“尽管我们这么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可以讲，没有一个方面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是对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一个基本判断。” 根据中国卫生部、UNAIDS（联合国艾滋规划规署）和WHO（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2009年中国艾滋病疫情做出的估计，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HIV/AIDS）约74万人，估计2009年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人，2009年艾滋病相关死亡2.6万人。 2007年12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北京昌平居庸关长城举办“爱的行走”活动，以宣传推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 长期以来，中国的艾滋病防控面临与世界不同的形势――因为血液问题而导致的艾滋病病毒的蔓延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过，近年来，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模式与世界趋同――性传播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巨大的潜在危险 凤凰周刊：世博会前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外国人的入境限制。这一政策在中国存在了长达20余年，为什么直到最近才得以取消？ 郝阳：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解除了对艾滋病人的入境限制，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压力。这次条例的修改可以说是在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国际社会也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国表示赞赏。 凤凰周刊：不过根据《中国日报》的调查，政策的修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有八成的受访者反对政府松动这一禁令。 郝阳：对，这说明尽管我们宣传力度很大，但还是不到位。我国的研究结果显示，采取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方式并不能控制艾滋病在国内的传播和流行。事实上，那些已经知道自己是感染HIV的人相对更安全，根据估算，不知晓自己感染HIV的人的传播能力是知晓者的三倍。跟美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美国每年新发的感染人数之所以能得到一定控制，主要是因为110万感染者中有70%的人是知道自己是HIV阳性，因而可以进行追踪和随访。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疫情报告和疫情估计结果分析显示，我国现有74万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47万感染者还没有被发现，也就是说，近60%的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恰恰是这部分人，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性。而且，在已报告的近32万感染者和病人中，追踪和随访难度较大，随访率也不高。 凤凰周刊：怎么样才能尽快让这60%的人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 郝阳：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一个新的政策，希望能够借鉴国外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一是继续加强宣传。我们每年都对地方上的领导干部进行宣讲，卫生部选聘了几个义务宣传员，最早是濮存昕先生，2006年又任命了彭丽媛女士，效果确实不错，我们一起到地方上做艾滋病的宣传工作，省里的领导非常重视，起到很大的作用。二是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检测。我们希望能够把快速检测推广到社区，以使更多人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效防止二次传播。值得警觉的新特点 凤凰周刊：长期以来，艾滋病病毒在中国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近年来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是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郝阳：在2002年左右，中国因为非法采供血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当时每次公布疫情时经血传播的比例都会占50%到70%，但是那时候我们很多专家就在说，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现象，非法采供血传播艾滋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独特的情况，其他国家没有。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规律，主要传播途径一定会从毒品注射发展为性传播。 现在，主要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这种变化。在目前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中，性传播占到近六成，同性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的比例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我们的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因为相对于其他传播途径，性行为的干预最为困难。 凤凰周刊：在这方面有什么比较好的防控经验可以推广吗？ 郝阳：当务之急还是要扩展对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因为如果对一个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率不足60%，将很难扭转该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快速上升的局面，也就很难遏制疫情向一般人群扩散。 各地都有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有些地方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很难宣传。比如说西南地区的一个市里，当地疾控中心的主任开玩笑说“这儿的‘小姐’我全都认识”，他们和“小姐”交朋友，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某区域划定一块范围，和公安部门达成共识――“小姐”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提供服务没有问题，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抓。那儿有很多出租屋，他们规定房东必须负责向小姐发放安全套，而且负责督促租户每三个月必须做一次性病、艾滋病的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