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讼发声：同性恋反歧视新形式.docVIP

以讼发声：同性恋反歧视新形式 　　作为“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的主角，孙文麟看到自己在新闻图片中被打上马赛克时感到很生气：“这让人觉得争取婚姻平等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长沙籍“同志”在2015年12月16日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 　　近两年，被冠以“首例”的同性恋诉讼频繁见诸媒体。最早的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是同性恋者燕子起诉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对其进行“催眠电击的治疗行为”侵害健康权和一般人格权。2015年8月，女大学生秋白起诉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不回复其以教材中存在“污名”同性恋的大量错误为内容的举报信。同年9月，同志导演范坡坡就其同性恋题材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被下架申请行政诉讼。 　　与以往通过宣传倡导、行为艺术的反歧视方式不同，内地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拿起法律武器。秋白和范坡坡都承认，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燕子的鼓舞，认为这是“同志发声的一种新形式”。 　　越来越多的原告 2015年1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定，同性恋者燕子状告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用电击方式进行“同性恋矫正”案胜诉。图为燕子手举判决书和彩虹旗庆祝。 　　燕子本没有想到走到台前的会是自己。他承认起诉行为是几家同志机构联合研究的结果。2013年前后，燕子和其他民间同志组织发现越来越多的同志接受过“扭转治疗”，并且深受其害。“一定要有人站出来，”燕子说，“不然这样的事情只能不断重演。”然而等了一年半，接受过治疗的受害者中也没有人愿意成为原告：“大家不想受到太多关注，打扰自己的生活”。最终，燕子决定自己去完成――他找到曾经被电视媒体曝光“对同志进行电击治疗”的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了亲身体验，随后将这家持续对同性恋者进行电击式“扭转治疗”的民间心理诊所告上法庭。 　　“扭转治疗第一案”的结果超出预想――这场在参与者预计中“能立案就是胜利”的诉讼，不仅在立案后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最终还获得了法院判决书上的“官方认可”：“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广州同性恋亲友会的志愿者常常用燕子的判决案例与同志的父母沟通：“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请接纳孩子的性取向。” 　　“燕子案件的判决是非常重要的”，秋白、范坡坡案件共同的代理律师王振宇解释，尽管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对于同种类型的案件仍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输了，2015年的同志维权不会那么红火。”燕子说。 　　秋白是在见到燕子一个星期后决定面对公众的。在此之前，她同样寻找愿意站在公众面前的“代言者”将近半年的时间。2013年，作为大一学生的秋白开始寻求对自己性取向的认知，想找一些提及“性别”的教材来看。没想到国内多数教材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都是“病态”，让秋白“不敢再多想”。从2015年2月开始，秋白先后尝试给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且信访相关部门均未得到实际性答复。5月，她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国家教育部递送《教育部对于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是什么》和《教育部对于高校使用错误/不符合最新国家科学标准的教材有什么监督措施》的信息公开申请信函。在未获回复的情况下，秋白于同年8月14日委托代理律师王振宇以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成功立案。 　　与燕子和秋白“不得已”走向前台相比，范坡坡与孙文麟则更为主动。 　　2014年底，范坡坡发现自己导演的《彩虹伴我心》在视频网站上被删除，他向网站问询，得到的回答是，接到有关部门的相关文件。就此，2015年2月，范坡坡向有关部门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信询问删除理由，并在3月得到答复称该情况“并不存在”。同年9月8日，范坡坡委托其代理律师王振宇向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讼材料，向法院提出四项请求：确认被诉答复违法；撤销被诉答复；限期被告重新做出答复，向原告公开相关政府信息；被告承担诉讼费。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正式立案。 　　孙文麟在看到燕子和秋白起诉的新闻时有些欣喜。带着同性伴侣胡明亮在相恋纪念日去长沙芙蓉区民政局进行登记时，孙文麟做了“两手准备”，他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他认为能够支持自己“同性结婚”的法律资料；另一样是一份以“长沙同性恋市民赠给长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落款的锦旗。最终，以孙文麟试图强行送锦旗不成，争论一个多小时无果而告终。 　　被回避的“同性恋” 　　自认为并不严肃的范坡坡在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渐渐“入戏”了。视频网站的客服给范坡坡的回复“像复读机一样重复”：“网络微电影应该宣传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范坡坡想从客服的话中抓“小辫子”：“我的电影哪里不符合条件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问，对方却始终不肯讲出“同性恋”这三个字。 　　“同性恋”三个字对于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