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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价值链共同体，而不是以邻为壑 　　2016年，世界经济前景预计将起伏跌宕，全球治理将经历重大调整。 　　去年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美元走强，而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贬值，货币政策进入“负利率”，与美国的货币政策严重分化。同时，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性调整，总需求持续疲软，总供给尚未跟上新工业革命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需求个性化、定制化”趋势，呈现“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怪异局面。很多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既缺乏有力的工具，又没有充分协调，纷纷求助于货币贬值这一相对容易、“以邻为壑”的政策工具，力图自保以减少损失、渡过难关。一场没有赢家的“货币贬值战”似乎难以避免。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主要经济体又该如何正确应对？ 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明显属于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积累所致，不能再继续“随机应变”，走一步看一步，需要综合施策，同舟共济。 　　最近，经合组织（OECD）一反其支持财政紧缩的立场，在《临时经济展望》中建议在欧洲央行负利率基础上采取财政扩张政策，甚至不惜给予直接的货币支持，以扭转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的困难局面。OECD一反常态地支持财政扩张，是因为超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尽，但是经济依然如老牛拖破车，增长十分缓慢，且这一势头很可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有经济学家把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称之为“慢性需求匮乏综合征”，即储蓄总量持续超过投资总量。从近几十年的历史看，长期、安全的债券的实际利率持续下降已经超过20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接近零。此后，西方国家依靠信贷扩张、货币宽松来冲抵总需求疲软。信贷膨胀还催生了大宗商品的虚假繁荣，许多资源出口国经济一度十分繁荣。如今，信贷泡沫逐步破灭，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严重，债务危机阴影不散，总需求疲软的通病再次露出水面。 　　因此，进入2016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了。主要表现在：供给增长缓慢，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等持续下滑；储蓄与投资失衡加剧；信贷膨胀和泡沫破灭；债务危机有增无减，世界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并未得以改正。结构性、周期性问题需要统筹、协调、系统的解决办法，需要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紧密协调，需要各国发扬“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 　　　　二十国集团（G20）前不久在上海召开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重点讨论了G20成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表明主要经济体已经深刻意识到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重要性。 全球价值链调整势在必行 　　全球价值链是理解企业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范式和路径。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的外生冲击越来越大。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与信息技术革命、国际运输能力提升、贸易自由化紧密相关。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设计、交易等生产环节的成本极大下降；运输能力提升则打破了地域和空间对生产的分割和限制；贸易流通则使生产和贸易迅速融合，其综合效果是“生产的全球解构”和“贸易与消费的全球整合”。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的价值链。事实上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和分布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很不均衡的。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经济增加值的67%来自OECD国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贡献25%，其他发展中国家占8%。然而，长期看，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竞争力在下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则在上升。 　　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全覆盖使各国生产的互补性增强，经济周期性影响也从过去以国家为主扩大至全球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换言之，各国贸易、人员流动、投资、消费等联系日益紧密，已形成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也表现出高度的趋同。各国经济和金融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循环，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相互传递，无法独善其身。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例证。美国人财富缩水、对中国产品需求减少，直接后果是中国对美出口当年下降7.96%，同时整个价值链（供应链）环节涉及的所有国家出口都跟着下降。 　　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遭遇困难时避免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贬值政策，因为这将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可以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提高贸易可预测性，缩短供应商的流转周期并减少对库存的依赖，有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更有效的优化配置。 　　为此，各自为战的自贸区安排需要统筹协调，加强融合和互补，尤其在制订新的国际规则时需要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参与，不能有意排斥、划地为牢。 　　显而易见，全球价值链衍生品之一是各国政策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政策的“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不仅仅会影响自身的经济活动，也将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作用影响链条上其他国家的生产。这种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