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笔记.docVIP

『宋明理学』 弁言 ☆一.儒家、儒学、儒教 大体上， “儒家”的用法可强调其与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分别； “儒学”的用法强调其作为学术体系的意义； “儒教”的用法往往注重其作为教化体系的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习惯使用的“儒家”、“儒学”，一般都指“儒家思想”而言，换言之，“儒学”、“儒家”是指称孔子所开创的思想传统。 ☆二. 儒学与理学 1.儒学 儒学首先是哲学思想， 是对宇宙、道德、知识的知性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 也是对人心、人生、人性的内在体验， 又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 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主张和探索。 2.理学 儒学的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于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阳明、王船山这些著名思想家，也体现于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众多思想家。只要翻阅《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其中充满着宋明理学有关道体、性体、心体、有无、动静的详尽讨论中，就可了解，中国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学的思想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不可否认， 理学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 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 当然也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 ☆三.宋明理学的文化背景 在文化上，中唐出现了三大动向： 宗教的，新禅宗的盛行 宗教改革； 文学的，新文学运动的开展 古文复兴； 思想的，新儒家的兴起 儒学重构。 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平民性、合理性。 引言 ☆一.宋明理学的正名 1.“存天理，去人欲” 整个康德伦理学的基调就是用理性克抑感性。 从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到来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与 康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宋明儒者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已婚的异性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把克除私欲歪曲为禁遏一切欲望，不是望文生义便是虚荣逞强。 道德的的本质是对感性冲动加以限制，其限制的具体程度与范围随社 会变迁而变化，而伦理学中理性与感性的张力是永恒的，这也正是人之高于鸟兽而为万物之灵的地方。 2.“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只能表示既有规范与当前社会的发展不适合，并 不表示这些规范在一开始就不应出现。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平实地说，程颐论失节这句话是依照儒家伦理 的基本原则而对当时既有的某一规范所作的强势的肯定。孔子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以身殉道，未 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又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於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孔孟的这些说法体现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个思想认为，人生中有比生命、生存更为宝贵的价值，这就是道德理想。人不应为生存而牺牲道德理想与道德原则，在生命与理想原则冲突时应勇于为理想原则献身，也就是说道德理想原则才是行为的终极原理。这个“舍生取义”的原则是中华民族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志士先烈的精神凭藉，激励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业迹，因而一般人至少在理论上都会认为“舍生取义”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进一步看，“节”本来亦指气节、节义，即指道德操守，因而如 果把节理解为道德操守的意义，而不仅仅把节限定为贞节，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孟子“舍生取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说法。特殊地看，在贞节的意义下，程顾的这句话是从儒家舍生取义的一般原理中引申出来的。贺麟曾指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有普遍性的原则，并不只限于贞操一事，若单就其为伦理原则论，恐怕是四海皆准、百世不惑的原则，我们似乎仍不能根本否认，因为人人都有其立身处世而不可夺的大节，大节一亏，人格扫地。” 当然，“义”或“节”是可以有层次的，在义或节代表的准则体系中 有高下主次之别，因而—般地并不绝对要求人在生命欲望与每一道德准则相冲突时都选择后者。然而，从儒家伦理的立场上看，道德哲学只能强调法则(如舍生取义)形式上的纯粹性，如果强调准则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