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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在地下运行 美国历史学家、作家芭芭拉?塔奇曼与她的著作《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20世纪真正的起始之年无疑是1914年。那年夏天，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一场世界大战，随后的4年间，7000万人在战场上厮杀，而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却谁也说不清楚。那是一场荒诞、不必要和非理性的战争，与之前长久以来对人类力量的自信、对理性和不断进步的信念背道而驰，留下无法驱散的幻灭感，促使人们批判、反思并重新评估原有的所有价值，成了通往非理性世界的入口，那个昂扬奋发的19世纪（当然，只是对西方而言如此）自此真正画上了句号。 　　从某种程度上说，洋洋50万字的《骄傲之塔》都是为了一个由此而来的简单问题：当时那个西方世界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走向自我毁灭的？当然，历史学家无须直接回答这一问题，在选取了一个时段切片来审视并呈现那个时代的群像之后，每个人都可利用自己作为后人的特权来得出自己的看法。 　　出于一种后见之明，也由于“一战”毁灭了如此多有价值的事物，人们在回顾时常不由自主地将战前的时代视为最后的黄金时代。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强烈对比之下的感受，巴托尔德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和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都隐含着这一图景。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初，明智之士也已预见到那将意味着巨大的毁灭，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格雷勋爵在开战之初便准确地预言：“整个欧洲的灯光都在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再看到它们亮起来了。”的确如此。 　　如今看来似乎有几分不可思议，那样惨烈的末日之战，难道当事人竟没有一点预感吗？借用近年一本解释“一战”起源的书名，战前欧洲的上层政治人物确有几分像是一群“梦游者”。尤其是那些统治芸芸众生的贵族，好似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降临，在无休止的社交生活中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仿佛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他们高踞在那座骄傲之塔上，以为一切力量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却未想到最终他们只是被那种力量所驱使。 　　平心而论，这种乐观情绪并不是没来由的。在经历了400年的对外扩张和持续进步之后，欧洲无疑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尤其在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内部经历了漫长的和平时期，科学和理性的光明看来已驱散中世纪的黑暗，给人类带来了不竭的福音，而机械文明的力量达到了以往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程度。如果说那些高视阔步的绅士们自视为人类的主人、引领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那毕竟也情有可原。很难说那只是幻觉，倒不如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增长所带来的自信，甚至是过剩的、多余的力量所带来的膨胀感。那种美妙、傲慢的感觉，一如《圣经》里所说的，“你心里自以为是神”，以至于他们对“上帝死了”也不甚在意，既然他们自己就是神。 　　不过，在骄傲之塔看不见的地底下，则是另一番景象。“24层的高楼底下还有48层的地狱”――夏衍对旧上海的这一描述完全可以挪用来描述此时的欧洲。本书前言中也承认：“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他们需要奋力抗争才能让这些高高在上的诸神看见自己的存在，而平日里则身处幽暗的地底。科学的进步、财富的增长的确在总体上说是事实，但却并不是均匀地分在不同群体和每个人的头上，其结果，不同的国家、民族、阶层之间的力量和权利的增长越来越不对等，这造成了一种日益不均衡的状况，不仅身处其下的人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甚至连高居在上的人也无法心安理得了。 　　这就像一个原本排列整齐的方阵，但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体力、个性、才智乃至运气的不同，最终变得一片散乱，再也无法保持队形。在盛世的辉煌、文明进步的光芒之下，是矛盾张力的急剧增长。从这个时代的切片中也能窥见一二：在英国，上层贵族越来越难以压制劳工、平民、女性要求权利的呼声;在法国，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社会对立加剧，全国上下焦躁不安，以至于英国《笨拙》杂志预言法国很快将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更不必说德国，它几乎想插手每一场战争，以夺取自己应得的所谓“阳光下的地盘”;连美国也像个对自己忽然长出的一身肌肉不知所措的青少年，鼓吹着好战辞藻，跃跃欲试地想要找谁打上一架。仅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在1914年之前的20年里曾有6位西方国家的元首被暗杀，为何唯独是在萨拉热窝的这第七次引爆了大战：此刻，这些被自己剩余的力量所苦的躁狂症患者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泄一番。 　　可以看出，尽管当时高唱着“科学”与“理性”的赞歌，但驱动人们这种躁狂心理，并使社会上、国家间产生矛盾张力的，说到底却都是愤怒、沮丧、挫败、不满、傲慢之类的情绪。芭芭拉?塔奇曼在书中准确指出，重视无意识、非理性力量的弗洛伊德著作《梦的解析》，真正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不过在我看来，值得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