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书报告.docVIP

自由主义之于中国 ——《论自由》读书报告张文 引言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密尔因其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对自由主义学说的清晰阐释而被成为“自由主义之圣”，他第一次赋予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从多个角度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密尔一生著述颇丰，涉猎领域广泛，不少著作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1843出版的《逻辑学体系》被当时公认为逻辑学发展史上的巨著。1848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获得巨大成功，在1890年之前一直是英语国家大学经济学的基础教科书。不过，真正奠定了密尔显赫名声与巨大影响的是他晚年的三本小册子，即《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与《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这几本小册子所阐发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理念为当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 在这些著作中，《论自由》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作品。1859年该书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轰动，受到极大的关注和极高的评价。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论自由》也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重要文献。自由主义理论家从《论自由》中寻找自由理论的经典阐释，并试图从中发现可以回答当今问题的思想启迪。保守主义理论家则试图通过剖析密尔的《论自由》展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缺陷及危险后果。 西方理论家对密尔《论自由》截然不同的解释至少向我们展示，这本小册子的内涵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复杂。在密尔从事《论自由》的创作时，中国属于封建时代的晚期，晚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中，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之下，中国人民根本就没有“自由”可言。那么10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的“自由”程度又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水平呢？政府和人民，“权威”和“草根”阶层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又有什么不同呢？笔者通过认真阅读了《论自由》之后，试图以自己的水平去解决心中的疑惑。下文将依循《论自由》的文本，展示笔者的研究结果。 导论：自由的基本原则 密尔在《论自由》中开宗明义，阐明《论自由》的主体不是讨论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严复在翻译密尔《论自由》时，把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实在是精辟地理解了密尔著作的主旨。 群己权界问题并不是密尔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密尔注意到，“它几乎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就一直把人类区分开来”。不过，密尔强调，在他的时代，一些“比较文明”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进步阶段”，出现了新的情况，对于自由问题，“要求人们给予不同的、更为根本的对待”。而这一“新阶段”的最大特征是民主化的兴起。 民主化的出现给人类追求自由的事业带来新的课题。在民主化之前，人民通过制约政府权力来保障自己的自由。一方面，人民可能以宪政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个人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可能期望通过民主的方式控制政府，使其追求人民的利益。然而，随着民主化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运用权利的‘人民’与作为权力市价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一回事；而所谓‘自治政府’也不是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其余所有人管治的政府。”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人民会压迫人民中的一部分人。马克思指出“……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尽管密尔所指的人民内部不一定会产生阶级分化，不过“权力是有组织的暴力”这个命题应该能得以成立。在描述民主社会人民的权力可能具有压迫性时，密尔使用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术语。他是这样描述这个术语的，“社会能够并且的确在执行它自己的命令；而假如它发出了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命令，那么，它就是在实施一种社会的暴政”。 对于“多数人的暴政”这个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更能够切身体会到它的可怕之处。长期以来，我们常常以多数为理据证明一项政策的正当性。当我们歧视地主富农时，我们以多数为理据，当我们反右时，我们以多数为理据，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更以团结95％以上的群众为口号。仿佛只要有95％的人没有被打，政策就是合理的。为什么多数人把少数人不当人的法律正当呢？文革中，我们不保护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权利，随意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剥夺他的财产，只因为他是少数，这正当么？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现有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谓之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先秦。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最辉煌的顶峰，此后历两千年仍难超越。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