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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重士政策与法律的互动 摘 要：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承前启后，且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私有制迅速发展，文化事业达到历史的新高度。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宋代的法律制度亦出现了与以往朝代所不同的特征。本文的主旨是宋代的重士政策、法律和当时的民风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或能为当下的法治带来些启发，本文拟对此做尝试性探索。 关键词：士阶层；重士政策；法律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051-03 作者简介：王红丽（1979-），山西太原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 唐宋变革时期，门阀地主阶级处于衰亡状态直至退出了历史舞台，庶族地主阶级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①在宋代，宋高祖“重士”政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因此提高，并且通过科举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发展，士阶层受到社会的追捧，伴随产生了“榜下捉婿”、“厚嫁之风”等社会风气，这些民风、民俗反过来也影响法律的发展。范?李乌文的著作中有：“成文法的强制力是通过习俗及人们对这些习俗明示的或默示的认同而形成的。”②习俗到达一定的程度，通过一定的程序就有可能转化为有强制力的法律。相反，达到一定程度的风俗也有成为破坏现行法律实施体系的可能。民风、民俗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这过程中，中央集团的政策、法律亦或有推波助澜甚至导向的作用。到了南宋末期，地方的司法制度被严重侵害时，中央控制的科举制度却能依然运行顺畅，虽不完全是宋代的“重士”政策及其催发出的特有的民俗风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其中又有不少值得法律人去思考。 一、宋代社会背景及“重士”政策的提出 唐末五代时期和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类似，是社会重新“洗牌”，重新定型的过渡时期。唐代末期从“安史之乱”后，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传统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唐代门阀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渐渐丧失。加之“藩镇割据”，社会陷入长期的战争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变化，个体生命为了维持，开始注重自我利益；为了躲避战争，不得不往相对安全的南方迁移；唐代的宗族思想也渐变淡化。唐代的贱民对门阀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消弱，获得了自由。经济基础、社会形势、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始于东魏时期的门阀地主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北周一名统帅禁军的高级将领，其得天下的过程从直观的角度来看的话略显得有些简单，仅靠一次兵变就黄袍加身。宋太祖担心自己的经历再次发生，所以精心策划了“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剧。宋代朝廷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加强自己的政权统治。在中国的历史中对于读书人的评价历来是很高的，在春秋时期各诸侯为了能够称霸天下，都特别重视有学识的贤人。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代的官本位思想，认为当官、学习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基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甚至认为读书是达到“仁”的路径。史称的“国朝立法，以洗晚唐五季之恶习，历变多而虑患之法。”③而刚刚立国，又需要拉拢一个新的阶层力量来协助统治，由此宋太祖选择了士阶层，并且给予士人很高的待遇。开宝五年（972年）十二月，太祖对宰臣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白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④这说明了太祖重用文臣的目的即：以文治来防范武治的弊端；以文臣来监督、牵制武臣。 二、“重士”政策对宋代民俗风气的影响 （一）“重士”政策能够形成民风的原因 自太祖提出“重士”的政策后，太宗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和制度。太宗因其打破“父终子袭”的皇权继承法则，而遭到一部分官员的反对，其加紧了培植自己的亲信。因此，其一上台就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且有一些进士出身的人被太宗拔擢而进入了中央政府。如：据《宋史?张齐贤》，在太祖时期应试不第的士人张齐贤，曾遭受太祖的非礼待遇，太宗看到这点，有意拔擢。该年出任宰执的有吕蒙正、李至、张齐贤、王化基等四人，是宋代宰执出榜最多的一次。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操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⑤一个本是应试不第的士人居然在太宗时期一跃成为中央的首脑，这种身份的变化着实成为应试士人羡慕的对象，追求的理想；成为市井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论焦点。 在宋代当官的途径不只是科举考试，还有恩荫制度。由于统治者的制度规划的一个目标就是防止政权落入一姓一族之手。限制恩荫制度，所以，宋代恩荫授官较低，升迁亦远较进士出身者缓慢，即使位极人臣的宰相之子，亦只受予一名小京官。⑥ 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一切以陈文去留”，加之商业发展，经济状态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之感慨。所以，在以上原因的发酵下，都注意到中举的士人。 （二）因“重士”政策而催发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