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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普林在中国大陆的译介 　　摘 要：库普林是俄国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五四前后初步翻译；建国前后出现了一个翻译的高潮，但却停留在只译不评的阶段；从8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状况有很大改观，却仍存在译作不够全面、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等问题。 　　关键词：库普林；中国大陆；译介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的小说以独特的叙述节奏、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并与高尔基、布宁、安德烈耶夫一起把俄国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就受到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关注，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到现在，依然方兴未艾。本文欲梳理库普林作品近百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译介过程。 　　一、五四前后：迈出第一步 　　胡适是最早翻译库普林作品的人。他1916年在美国从英语转译了库普林的小说《决斗》，并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1期上。但胡适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疏漏之处，如把库普林的名字译成“泰来夏甫”，出生年份注成一八六七年，更重要的是，他把这部中篇小说译成了不足3000字的短篇小说，故事的叙述顺序也有所改变。尽管有这诸多不足，但胡适毕竟是中国翻译库普林作品的拓荒者。 　　周作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译介库普林作品的人。他于1918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译作《皇帝之公园》，译文前注有“俄国Aleksndr Jvanoviteh Kuprin”的字样。这是一篇借幻想未来之事来抨击现世污浊，呼吁真挚与纯洁之爱的小说。在篇后的“译者记”中周作人对库普林进行了简单介绍， 接着又引用《决斗》、《贺筵》和《圣母之花园》中的句子来说明库普林“思想颇近乐观，以为现世恶浊，而将来非无光明之希望”。[1]后来这篇小说收录于北大出版部出版的《点滴》和开明书店出版的《空大鼓》中。此后，周作人又翻译了其短篇小说《圣处女的花园》、《晚间的来客》。 　　《晚间的来客》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品的全部内容是由主人公因为听到敲门声而引起的联想与思考构成的，主要写人生的“难解”、“神秘”和“奇异”。在译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 　　我译这一篇，除却介绍Kuprin的思想之外，别的一种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现代文学里，有这样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2] 　　由此可见，学贯中西的周作人对库普林的作品是相当熟悉的。库普林小说中的文学思想，如《皇帝的公园》中对人世污浊的憎恶、对诚挚之爱的渴望；《晚间的来客》中对人生的神秘性、奇异性的追寻，以及像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文学肖像》中所提到的“库普林并不经常地、不加掩饰地讲述他对人类的热爱，但他却用自己的每部作品在呼唤人性。” [3]（P106），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周作人提倡的文学观和对人的重新思考与认识――“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时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 [4]库普林对人性的呼唤，在周作人这里，在几乎同时代的遥远中国响起了回声，其作品也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破旧立新、走向世界、眺望未来的一扇窗户。 　　1921年，《新青年》第9卷第1期发表沈泽民译的神话故事《快乐》，与其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如说是一则寓言更合适，《快乐》阐明了 “思想是不朽的”道理。同年，《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胡仲持译的库普林的一个短篇《台谋卡耶》，讲述了一个强盗通过上帝的感化由恶向善的过程。胡仲持并在“译者附志”里就“作家的生平、在俄国文坛上的地位、作品的特色及其在中国的翻译现状、翻译作品的版本向读者一一做了交代。” [5]（P59） 　　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刊载了冬芬译的库普林的小说《杀人者》，这是一篇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善恶问题的小说，后又被何公超重译，1929年发表在《北新》第3卷第22期上。另外，1928年由鲁彦编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中收入库普林（鲁彦译为“库林卜”）的短篇小说《月桂》。1929年《文学周报》第5卷第276―300期上刊载了杜衡译的《Allez！》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大陆对库普林的译介，尚处在起步阶段：译过来的作品数量少，而且大多是短篇，几乎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论的文字。在这一阶段，库普林在我国仅仅为少数人知道。 　　二、建国前后：登上新台阶 　　1940年三通书局出版了刘大杰译的库普林（刘大杰译为“库卜林”）的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刘大杰译为《柘榴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