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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与唯才是举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二十二年先后下过三道求贤令。在这三道令里，曹操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唯才是举，强调在用人问题上，关键看才能；只要才能卓越，即便德有不足，甚至“不仁不孝”，也要毫不犹豫地选拔任用。围绕“唯才是举”，求贤令共讲了三层意思：其一是说人无完人，若一直等着任用完美之人，那像齐桓公那样的君主就永远难以成就王霸之业；其二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未必能够建功立业，能够建功立业的人未必品德高尚；其三是列举了一批建功立业的历史名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品德有亏，或行为有错，甚至有的不仁不孝，但都成为贤相名将，成就了千秋功业。 　　那么，曹操的“唯才是举”有无道理可言？它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是不是真的相互矛盾？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古代的用人思想，坚持正确的用人标准，更好地把握德才关系，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治世乱世有所不同 　　唐贞观六年（633）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魏徵谈论用人问题。太宗说：“选拔任用人才不能草率行事，要坚持用君子，不用小人。”魏徵回答说：“您说得很对。在天下还未平定，处于战乱时期，选拔人才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才干，顾不上去考察他的德行如何；而天下平定之后，如果不是才德兼备，那就不可以任用。”a魏徵仅用两句话就讲清楚了一个道理：治世用人首重品行，乱世用人首重才能。但这一道理并不是魏徵首创，至少魏晋时人们就已知晓，曹操就说过类似的话。建安八年（203），曹操下过一道令，其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b意思是国家在安定时期，用人注重道德品行；国家在多事之秋，即战争年代，用人则赏识战功和才能。 　　为什么说动乱战争年代，用人主要看有没有才干，而对品德则往往顾不上呢？ 　　史载，陈平逃离项羽，投奔刘邦，魏无知将他推荐给刘邦。后来大将周勃等人向刘邦提出：陈平“盗嫂受金”（有生活作风和接受贿赂的问题），不可用。于是刘邦问魏无知：“你说他有没有这些事？”魏无知说：“有。”刘邦便责备他说：“那你怎么说他是贤人呢？”魏无知回答说：“我当初向您推荐时所说的是才能，而陛下您今天所问的是品行。现在即使有尾生（守信的典型）、孝已（孝顺的典型）那样的品行，而对取得当前战争的胜利没有一点作用，陛下哪里有工夫用他们啊？现在楚汉相争，我推荐能出奇谋的人，是考虑他的计策肯定对国家有利啊，那‘盗嫂受金’又怎么值得您对他疑而不用呢？”c魏无知的回答，正是当时战争年代用人首重才能的 　　理由。 　　乱世用人首重才能，概括起来无非出于两个需要：一是争夺天下的实际需要，一是争夺人才的实际需要。这两个需要突显了才能的重要性。争夺天下，包括运筹全局的策划、出奇制胜的谋略、攻城略地的指挥等等，这些都是对才能的考验，有才能者胜，无才能者败。另一方面，谁如果想争夺天下，首先就要争夺人才，而才能突出者大多不甘雌伏，他们要一显身手，若不为我所用，就会为敌所用。如上面提到的韩信、陈平，都是因为项羽不重用他们，才跑到刘邦那儿去的。因此，凡有志于天下者，必千方百计网罗才能之士。如此，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氛围。 　　为什么说治世用人，则要德才兼备，而且首重于德呢？综合古人观点，也可以说出于两个需要：一个是治国的实际需要，一个是端正用人风气的实际需要。 　　治国之方，最基本的有两点：一是法治，二是教化。就是说，要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教化除了靠理论宣传以外，还要靠榜样的带动和引导，官员的品行如何，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金章宗就曾说过：要想端正社会风气，使人们懂得孝悌廉耻，必须加强教化；而欲行教化，必须在用人上首先注重德行。 　　古人十分重视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表率示范作用。历史上，注重礼义廉耻，以清廉自持的官员也不乏其人。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俭约”条列举了一个廉洁的典型：唐代大历末年，杨绾担任宰相，他“质性贞廉，车服简朴”，在朝廷主持工作不久，官场风气就悄悄发生了变化：有豪华别墅的，拆掉了过度豪华的设施；家中建有舞乐班子的，将规模大大缩减；原来出门使用百余骑仪仗的，也改为只用十骑，等等。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仅关乎教化，而且关乎端正用人风气。唐太宗曾对大臣说：“用得正人，好人都会受到鼓舞；误用恶人，坏人就会争相钻营以求得到重用。”a 　　二、对曹操的观点要全面分析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曹操在提出“唯才是举”的同时，并不反对“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他在第一道求贤令的开头就说：“自古以来，凡是开国和中兴的君主，无不是依靠贤人君子帮助而共治天下的！”b在第三道求贤令，他列举了伊挚（即伊尹）、傅说等名人之后，又说了一句：“难道在今天，民间就没有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吗？”c由此可见，曹操并不否认“贤人君子”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