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久大自贡盐厂研究.docVIP

抗日战争时期久大自贡盐厂研究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久大精盐公司被迫内迁至四川自贡，重新组建为久大自贡盐厂。久大自贡盐厂在战争时期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创新制盐技术，努力增加食盐产额和销量，满足大后方民众食盐需求，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将针对久大自贡盐厂设厂经过、生产情况和运营概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来说明抗战时期久大自贡盐厂经营之不易和以范旭东为首的企业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抗战时期；久大自贡盐厂；生产；运营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011-03 　　一、设厂背景及经过 　　1914年7月，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了第一家生产精盐的企业――久大精盐公司，工厂设于天津塘沽。截至1936年，经过范旭东等人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久大精盐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国内生产经营规模最大的精盐企业，为推动近代中国制盐技术的进步和盐政体制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战火迅速遍及京津地区，给久大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巨大威胁。7月30日，天津沦陷，久大工厂被迫停工。日军占领天津后，日本财阀垂涎于久大公司的巨额资产和生产设备。为侵吞久大公司，日本兴中公司派人对范旭东等人进行威逼利诱，诱使久大公司与日本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塘沽地区盐业资源并生产精盐，但遭到范旭东拒绝。12月中旬，日本侵略者见利诱不行，由军人出面，强令久大公司副经理李烛尘在合作合同上签字，遭到李烛尘严词拒绝。范旭东为避免工厂生产设备和图纸沦与敌手，电令工厂职工携带部分重要设备和图纸分批撤离塘沽，辗转前往四川，准备在四川选址再行建立制盐工厂，支援抗战。 　　四川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是我国重要的产盐地之一，制盐历史十分悠久，但直至民国时期，四川产盐区制盐技术较为落后，仍采用传统的人工凿井，用火煎熬生产食盐，所产食盐质量较差，“色黑如泥，其不纯净颇骇人听闻。”[1]（P761）由于四川盆地地形地貌复杂，人工凿井难度较大，生火煎熬耗费大量木材，使得川盐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较之欧美所产，约贵二十余倍。”[1]（P760）全面抗战爆发后，川渝地区人口骤增，对食盐需求量迅速增加。然而，由于东南沿海各省重要产盐区相继被日军占领，食盐产量骤减，海盐供给几乎断绝，造成内地食盐供不应求。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生盐荒，严重影响了民众正常生活，同时也造成国家盐税的巨额损失。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四川自贡盐场增加川盐产量。因此，通过采用新技术改良川盐制造，降低成本，扩充产能，提高质量，并以此增加政府盐税收入，支援抗战，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范旭东而言，作为一名爱国企业家，一直提倡“实业救国”，他“重建久大盐厂实际上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也体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2]为加快重建久大盐厂进程，1938年2月，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前往重庆，会见国民政府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谬剑霜，就久大公司在四川选址建设新式制盐工厂与其进行商谈。谬剑霜为提高川盐产量，解决川盐产能不足问题，亦赞同范旭东在四川建厂提议，提出川盐：“旧有生产方式，不足负此巨艰。久大接办模范盐厂，协助增产，一方面可以接济下游民食，裕国税以增财源。他方面可负改良川盐制造之法，减轻成本，谋川盐永久之生存。”[1]（P769）在谬剑霜支持下，范旭东等人多次前往四川自贡进行考察，决定将自贡张家坝作为建厂地址。4月，川康盐务管理局正式批准久大公司在自贡设立制盐工厂，并命名为久大自贡模范盐厂。 　　在四川自贡盐区，有众多世袭盐商垄断当地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当地盐商由于担心范旭东在自贡设立新式制盐工厂，会冲击其食盐市场份额，危害其既得利益，因此极力反对范旭东在自贡设厂。1938年5月，自贡富荣盐场众多盐商集体电呈国民政府，称久大公司在自贡设厂名为改良制造，实则侵夺当地盐商业务，“以范式一人之挟资谋利之阕，系而置富荣数十万工商生计于不顾，公会等深恐失宜处置隐伏危机，有妨增产贻误抗战”，[1]（P763）因此恳请政府禁止范旭东在自贡设立制盐工厂，并将其建厂机器设备交由富荣盐场盐商处置。当地盐商除电呈政府进行请愿外，还提出“井不出租、地不出卖、坚壁清野”的口号，企图制造社会舆论，迫使范旭东停止在自贡设厂。 　　面对盐商的强大阻力，范旭东等人一方面前往成都，设立久大公司驻成都办事处，加强与川康盐务管理局的沟通，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谬剑霜面对盐商的阻挠，驳斥其请求，称：“久大奉令而来，为国增产，何为侵占，且大量生产，用人甚多，于人民生计更为福利”，[1]（P771）坚定支持久大公司在自贡设厂；另一方面，为减轻盐商阻力，范旭东等人不断与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