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docVIP

陆、东亚文明的冲突或融合 亨廷顿（Samuel P. Hintington）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文明冲突》论文，引起了中西广泛的讨论与争辩，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国和亚洲崛起与新的世界关系，亦涉及到有关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文化主义之讨论。 为何文明会冲突 文明的认同在未来日益重要，世界型态大程度上取决于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它们包括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亦可能会包含非洲文明等。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在线。 为甚么会这样呢？ 第一，文明的相异不单真实而且基本。文明被历史、语言、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被宗教所区隔。这些差异在历史上产生，不会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权的差异更为基本。差异不一定意味冲突，冲突并不一定隐含暴力，但长久以来，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第二，世界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近。民族间的互动日趋频繁，这一方面加强了文明意识，另一方面亦加强彼此的差异性与内部的共通性。民族间的互动，强化了它们的文明意识，亦由此激发彼此的差异和仇恨，而这些差异与仇恨往往源自历史的深处。 第三，全球经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历程，一方面使人超越长期以来的本土认同，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不再是认同的唯一来源。世界大多数地方，宗教都以原教旨运动的形式填塞这个真空，它可见诸西方的基督宗教、犹太教、佛教及印度教甚或是伊斯兰教。在大多数国家及宗教里，活跃于原教旨运动的、往往是那些年轻且受大专教育的中产阶级技师、专业人员和商人。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加强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正处于权力高峰，但与此同时（又或许是前者的结果），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现回归根源的现象。西方虽处于权力高峰，却正面对非西方世界以更强烈的欲望、更坚强的益智及更充沛的资源来决定世界的未来。 过去非西方社会菁英通常与西方有深厚渊源，汲取西方的处事方式和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普罗大众能深受固有文化影响。可是这种情况现在倒转了：精英份子的非西方化与本土化正在展开，相反，西方（通常是美国）的文化、作风与习惯却在大众中愈来愈普及。 第五，文化的特质与差异较在政治及经济上的更难改变，也更不容易妥协与解决。前苏联，共产主义可以变成民主主义者，贫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罗斯人却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变为亚美尼亚人。就阶级与意识形态冲突言，关键问题是：“你到底站在那一方？”人们可以，并且事实上会选择并改变立场。而文化冲突的问题则在：“妳是甚么？”但这是既定且不能改变的。众所周知，宗教歧视比种族问题更为尖刻与排他。一个人可以拥有法国与阿拉伯的血统，或同时是两国公民，但他却不能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回教徒。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日益抬头。区域性经济集团在未来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成功的经济主义一方面增强了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 相形之下，共同文化显然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及其它亚洲国家的华人社会在经济关系上的急速扩张。冷战结束后，文化共同性逐渐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陆与台湾亦较以前走得更为接近。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经济整合的先决条件，那么未来最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会以中国为中心。事实上，这集团早已存在。 由于人们以种族及宗教来界定自己的身分，因而往往认为在他们与不同种族或宗教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文化与宗教的差异亦令政策分歧：从人权、移民到贸易；由商业到环境等等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西方倡议民主与自由主义为普遍价值，维持其军事优势与促进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努力，最终激起其它文明的负面反应。当政府与集团愈不能用意识形态来寻找支持与结盟，它便愈发诉诸共同信仰与文明认同来达致这些目的。 亨廷顿认为未来儒家将与伊斯兰联合与西方相抗衡 非西方国家加入西方所受的阻力各有不同。回教、儒家、印度教和佛教社会遭受的阻力较大，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较次，而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国家则最小。日本作为西方非正式的成员，已建立起独特地位，它的某些方面属于西方，但在重要层面上却不然。那些因为文化与能力的缘故而不想或不能加入西方的国家，借着发展本身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力量与西方竞争。它们透过推动内部发展或与其它非西方国家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伊斯兰的连结，它的出现是要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 亨廷顿论点值得讨论之处 亨廷顿关于世界冲突形式的规范描述把「文化差异」作为影响甚至支配经济、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根本要素，这从一个不同或相反的方向重复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差异是否已经成为主导未来冲突的根本因素呢？ 亨廷顿认为“文明共通性”或“文化差异”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势力平衡而成为国际合作与联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