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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开放急不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下一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将源自中国。这不是一个有着十足把握的预测。然而，很少有国家能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融合之后避免危机。想想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和瑞典，上世纪90年代末的墨西哥和韩国，以及如今的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大部分国家。金融危机侵害着每一种类型的国家。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Reinhart 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格夫 Kenneth Rogoff 所说，金融危机“发生的机会是均等的”。中国会与众不同吗？除非中国的决策者能保持谨慎。 上周中国央行 PBoC 出炉的一份报告，就通篇弥漫着这种谨慎情绪。中国央行在该报告中建议加快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考虑到目前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风险，很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些举措所能产生的影响。通过这种思考，世界将来在应对这一过程时也许会比以往做得更好。 上述报告是通过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而不是中国央行网站发布的。此外，文章署名人为盛松成，此人并非央行行长或是副行长，而是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这无疑说明，与其说它是一项政策，不如说它是对舆论反应的一种试探。不过，它是在得到央行许可的情况下发布的，极有可能得到了更高层人士的许可。 文章将改革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年-3年），为中国加大海外投资扫清道路，因为“西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收缩为中国投资腾出了空间”，并因此带来了一种“战略机遇”。第二阶段（3年-5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长期而言（5年-10年），外国投资者将能够投资中国的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应放在最后”，时间未具体说明。文章还提到，“投机性很强的”资本流动和短期外债项目可以长期不开放。简言之，全面开放融合将被无限期推迟。 从这一计划中可以读出怎样的信息？答案是，这个计划似乎是明智合理的。要理解这一观点，必须考虑到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将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怎样的益处和风险。 主张中国金融领域分阶段对外开放的观点与支持国内金融改革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确，前者无法先于后者进行：中国目前的金融系统处于高度管制的状态，如果在该领域实行对外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是心知肚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汇兑换交易自由化才会像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变得遥遥无期。 幸运的是，支持国内改革的观点强大而有力。对于任何既想保持增长、又想在生产力方面努力赶超富裕国家的经济体来说（这一定也是中国的愿望），活跃的金融市场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元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 在近日的一份研究中指出：“实际存款利率为负，这不仅使家庭承担了一笔高昂的隐形税款——这些家庭是银行业系统的主要净储户——还引发了住宅领域的过度投资。实际贷款利率为负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提供了补贴，因而不利于实现以轻工业和服务业为倾斜对象的经济重组目标。”* 然而，拉迪也知道，这套扭曲的金融体制是一套更广泛体制的一部分，后者起到的作用在于对储蓄征税、促进投资和抑制消费，导致了大力干预外汇市场和大举积累外汇储备的行为。改革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这套体制已经不能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起到有利的作用。然而，该体制在经济中已经根深蒂固，要对它加以改革，在政治上势必充满艰险，在经济上还可能引起动荡。一个根本问题是，这样的改革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即便可行，十之八九也将是缓慢的。 接下来，中国央行提议的开放措施将如何沿着谨慎改革的路线推进？针对未来5年所构想的提高资本流出自由度的举措，很可能会部分取代积累外汇储备的行为。然而，如果把此举与提高实际利率的提议相配合，中国的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可能会激增，使外部收支状况恶化。 这一点表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储蓄总值的年增加量远多于3万亿美元，是美国储蓄总值的1.5倍以上。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全面融入世界，势必会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中国金融机构的规模目前已是十分庞大，在未来十年内，它们几乎肯定会位列世界前茅。只消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日本融入世界后发生的金融内爆，你就能意识到其中隐含的危险。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国行事谨慎而感到庆幸。 中国经济朝着更均衡增长的方向转型，关系到世界的重大利益，中国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和开放的方式，同样攸关世界利益。大量的政策需要协调，特别是在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外汇制度领域。如果处理得当，在当前这场高收入国家危机结束后，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不至于紧接着爆发“中国危机”。不然的话，即使是中国人也可能对局面失去控制，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 中国央行拿出了一份切合中国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