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试论辛亥革命时期海关的中立.docVIP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海关的中立 中国近代海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掌管海关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称它为“非正常的机构”。海关“非正常”的一大表现，即在中国国内党争、政争中宣称保持中立。但是，这种“中立“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本文拟对辛亥革命时期海关在“中立”的旗帜下的行为进行较详细的论述，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一） 时间进入20世纪，由于民族意识增强等多种原因，外籍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权力有所削弱，它原先掌握的邮政、业余外交等业务被渐次收回，总税务司赫德也离开中国，海关有大势将去之势。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给海关带来了新的契机。海关趁机不但巩固了渐失的权力，而且有所增强。海关在此时执行的“中立”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革命爆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对立，局势变化莫测，孰胜孰负很难预料，海关无论倾向哪一方，最后都会由于局势的变化陷入困境。所以在国内敌对双方胜负未明之时，保持中立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武昌起义前九天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的安格联（F.Arthur Aglen,英国人）和他的各口岸税务司共同制定了中立政策。他在给他的税务司的函电强调：“海关的地位很微妙，唯一妥当的办法就是在代表全国的巩固政府成立之前，对双方维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我们只管收税的事情，凡是与税收无关的事，我们决不能用自己的人员或势力帮助任何一方”，从而达到样做的目的 “如果清政府胜利了，他们可以认识海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如果革命政府胜利了，也可以向他们保证海关是公正的。”各口岸的税务司也宣称自己的中立地位，福建闽海关税务司单尔在给福建省都督的复函中申明：“海关是实行文官制度的机构，他是中立的，必须承认执政党派，照他们的愿望进行工作，但不能与现行规章、办法或条款相抵触。”这段矛盾重重的话的意思就说两种规章都不执行，要保持中立。这些都是很能代表当时各口税务司思想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相信海关就此保持中立，不采取行动，那我们就错了。 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辛亥革命以前，海关税收已经全部用作担保外债和对外赔款了，“致使海关总署实际上成了替外国债主收债的代理机构”。革命爆发时，以海关为担保的外债还有11项，辛亥年需要偿付的本息即达白银47，165，000两。海关代表着如此巨额的外国债赔利益，因此，海关在革命期间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站在清政府或革命政府方面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前途未卜的历史激流中维护海关自身和外国债权人利益的问题。为此海关采取了种种措施，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在“中立”的名义下，剥夺了海关关税税款保管权。 种种资料表明：革命前外籍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从未取得过海关税款的保管权；就征收权来说，也只限于估税的权利；收款则归海关监督管理下的海关银号。马士在著作中说：“总税务司署所属机关估税，监督收款，总税务司署呈报，但没有一个口岸有总税务司署的任何机构掌握税款的任何部门。”海关征税，银号收款，权责分明，关税的征收和支配权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短短的一个月内，南方十三个省和最大的城市上海以及其它省份的许多州县纷纷宣布独立，清廷所派的海关监督或逃、或降。面对这种形势海关唯一担心的就是如果独立政府接管了当地海关行政和税收，将税款用于当地行政或内战，以海关税款为担保的外国债赔势必毁于一旦，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也将受到威胁。为此，以海关总税务司为首的洋员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首先，新上任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要求全力的支持.他说：“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没有成功以前，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来限制我的行动。”因为海关的利益就代表着列强在华利益，所以很容易取得公使的谅解和支持。其次，安格联与他的税务司们频频通电了解情况，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取得税款，并汇往上海我（安）的税款帐户，用各种说法劝导当地政府。”利用中国害怕引起外国干涉的心理，对革命政府进行恐吓。要下属告诉“不听话”的地方当局“拒绝把税款交给我（安）保管将是错误的和不明智的，迟早将引起外国的干涉”，只有不干扰海关的征税工作，让海关保管关税税款 ，才能避免“外国的干涉，维持中国的信用”。如遇阻力太大，“作为最后一招，你可以要求领事协助”。安格联现在想的只是“税款、税款、税款”，把他制定的“中立”政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近代海关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海关行政完全掌握在外籍税务司手中，各口的税务司只听命于总税务司，只要总税务司一声令下，各口税务司便会积极响应，并有充分的权利予以执行。 当“各口的帝国当局不是被赶走，就是逃跑或是投入革命党人一方”时，“每一个海关税务司便都直觉的以总税务司的名义接管了海关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