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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能源政策回顾与展望 　　摘 要：本文按照我国新能源政策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指出我国新能源政策方面存在政策主体单一、政策内容不完善、管理机构分散、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新能源；新能源政策；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6-01-12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能源政策的发展 　　第一阶段，以解决农村用能为主的新能源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弥补传统能源供应不足的缺陷，我国积极开展各种新能源的研发与利用。当时，除小水电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外，其他的新能源（核、氢能等）大都处于研发和初级利用阶段。 　　从整体上看，由于受到技术水平、资金等条件限制，这一时期新能源发展水平总体不高，重点主要集中在小水电和农村生物质能上，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且新能源政策散见于各部门的文件中，未形成系统的政策体系。 　　第二阶段，以电力为中心的新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以“电力为中心”的总方针，积极鼓励多种能源发电。1983年《关于积极发展小水电 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化的通知》指出，应当在水资源较好的地方积极发展小水电建设，实现电气化，并且对小水电的管理机制、资金运营、电价等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1986年12月，国家经济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意见》指出，各地区要依据本地的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 　　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手段逐渐增多，其中，财政补贴的重点主要是沼气系统、小水电、小型风力发电机等的示范和推广项目。1983年，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小水电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化试点县的报告》指出，从1985年起每年要拿出1亿元支持小水电事业，并实行低息贷款，还款期限也从原来的三至五年延长到十年。1987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出资，按商业银行利率的50%对小型风力机制造、风电厂建设、光伏电池生产线、蔗渣发电等项目提供贷款。据资料统计，“六五”“七五”期间，国家科委对新能源科技攻关项目的补贴达到4860万元之多，[1] 另外，还有部分扶贫资金、农村电气化资金等都用到了新能源项目上。 　　第三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新源政策。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将新能源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中。1995年，国科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1996―2010）》明确了我国新能源发展的任务及目标，指出，到2000年全国新能源开发利用总量要达到29800万吨标准煤，到2010年要增加到39000万吨标准煤。1996年，国家经委《“九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计划》指出，在“九五”期间要尽快实现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国产化，发展大型高效太阳集热器产业等具体的发展目标。1997年，由国家计委制定的《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指出，新能源的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这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政策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同时，政府灵活运用法律与经济手段，促进新能源可持续发展。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通过立法鼓励发展沼气、乙醇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且政府还增加了对新能源研究和发展补贴以及项目和事业费补贴，实施了信用担保政策、上网电价政策、土地租赁政策等。如1994年《并网式风电管理条例》要求电网允许风电场就近上网，并收购其全部电量，对进口风电设备给予各种政策优惠。1999年，国家计委和科技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将继续加大对新能源建设项目和科技攻关项目的补贴，对3000千瓦以上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提供财政贴息。 　　第四阶段，多维推进的新能源政策。除了2001年国家经贸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十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以及2012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国家级的可再生能源规划外，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指出要把新能源作为新兴重点领域发展，如2001年《北京市能源结构调整规划》、2006年《上海市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等。 　　二、我国新能源政策存在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但是，我国新能源政策也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为。 　　一是政策主体比较单一，公众力量没有有效整合。我国新能源政策主体以政府部门为主，缺少其他组织与个人的参与。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对能源统计、审计、项目规划及政策信息等的公开和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建立起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及政策监管的良好机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九条规定：“编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这一条款并未对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