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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进入党政一体化的“菅时代” 　　日前鸠山由纪夫首相辞职所引发的政坛地震，其烈度显然不足以引发政坛重新洗牌，也基本上未动摇民主党的江山。结果，在众院不解散、不延长，民主党内部迅速“调整”，很快选出以原副首相兼财务相菅直人为党代表的新的执政党领导体制，菅直人成为日本第94任首相。 　　从鸠山辞职，到新内阁成立，虽说这种“调整”快得几乎“迅雷不及掩耳”，但却是民主党执政以来，甚至是民主党做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权力重构。至少从形式上，以“小（泽）鸠（山）”的双辞为标志，民主党将终结为国民和舆论诟病不已的党与行政的双重权力构造，迎来党政一体化的“菅时代”。 菅直人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在世袭如云的日本政界是草根的代表，风格清新。 　　“清洁政治” 　　菅直人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在世袭如云的日本政界是草根的代表，风格清新。其至今赁屋而居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社会日益“下流”化、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被媒体广为报道，传为美谈。 　　而其早年从事学运和市民运动，跻身政界后，历经社会民主联合、先驱新党等政治势力，后成为民主党实力派领袖之一的经历，更说明其与奉行所谓“政治是票数，票数是力量，力量是金钱”的“厚黑政治学”，从旧自民党田中派到竹下派，直到继承其衣钵的民主党小泽派的谱系是完全绝缘的“清流”。这被认为有助于与过去的政治玩法“诀别”，重建“清洁政治”。 　　这不仅是日本国民的期冀，从菅自己过去的政治履历中，亦可找出可资支撑此判断的相应数据和业绩。譬如1980年代，他在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看成是市民派的“政策通”;1996年1月，村山（富市）内阁辞职后，菅入阁桥本（龙太郎）第一次内阁，出任厚生大臣，出面应对了彼时的“药害艾滋事件”，挑战了“厚生族”官僚的既得利益，为受害者主持了公道。 　　如此作为，在尚处于“1955年体制”后期的自民党一统天下的时代，被看作是异类。后来，菅在与荷兰学者Katel van Wolferen的对话中，围绕对该事件的处理问题，反复强调官僚对国民的“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使“说明责任”这个生僻的外来语开始在大众传媒和公共事务中固定下来。 　　据大陆媒体报道，坊间流传菅直人早年曾对中国“文革”有特别的好感。1980年代中期，他还与一些日本的“文革”支持者聚会，“席间大唱文革歌曲”，而且尽管“他们绝大多数都不会中文，可用中文唱文革歌曲都是字正腔圆”。 　　“平民政治家” 　　菅是日本对保守、低效的金融系统在“泡沫经济”中的作用有着深刻体认和研究的政治家。在1998年的“金融国会”上，菅与一些自民党青年议员力推“金融关联再生法”，主张对那些引发不良债券问题的都市银行的“始作俑者”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其动议未被通过，但菅作为最早关注金融问题，并提出系统解决方案的政治家获得相当评价，被舆论称为“政策新人类”。 　　营在1998年民主党结党之初即为党代表，后一度败给鸠山由纪夫;2000年和2002年，又两度出任民主党代表;2003年9月，与当时小泽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合并，并在当年底的众院大选上一举夺得177个议席，开始成为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重要政治势力。 　　但2004年，由于被曝出未缴养老金的问题，菅受到舆论的非议而辞职。之后，菅洗心革面，一度远离尘俗，一边像空海和尚那样修行，足迹踏遍四国88所寺庙，同时执教法政大学大学院，主讲“国民主权论”，在宗教与学术的双重修炼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并伺机卷土再起。2006年4月，前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因“伪造电邮事件”辞职，在党代表选举中，菅与小泽展开激烈角逐，仅以47票的弱差败于后者，成为党代表代理。 　　2009年5月，西村建设政治献金案东窗事发，小泽一郎引咎辞职。鸠山由纪夫成为党代表，并在8月底的众院大选中成为首相，但始终处于“西村案”及自身的“幽灵献金”丑闻的阴影包围之中，一筹莫展。 　　民主党“三巨头”中，唯一与金权政治无缘者就是菅直人。作为平民政治家，菅直人个人资产只有区区223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虽然在“富豪”云集、平均资产为14亿日元的鸠山内阁中忝列末位，但却借此与国民深恶痛绝的金权政治撇清了关系。 　　“菅恩斯经济” 　　众所周知，今天的日本最吃紧的课题是景气恢复和财政重建。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在深度卷入世界金融危机、扛了40余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即将让位与中国、在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下又遭遇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瓶颈的时期恢复竞争力，重建社会的自信，是民主党政权务须优先考虑的课题。 　　鉴于此前鸠山内阁的失策，菅内阁打出的口号是“第三条道路”，用菅直人自己的话说，则是“最小不幸社会”。而要想实现不幸人群最小化的理想，既不能像过去自民党政权那样依赖公共事业投资，也不能过度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