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野下理雅各的《论语》译本.docVIP

阐释学视野下理雅各的《论语》译本 　　【摘 要】理雅各作为西方传教士，其宗教信仰使其对《论语》的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雅各对《论语》的翻译不是《论语》文本意义的单纯接受者，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接受者，一个传承者和改造者。理雅各在肯定自己理解同时，将论语的文本意义纳入这种前见之中，进入了视域的融合过程。理雅各在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两重作用下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所阐释的《论语》译本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传教士；阐释学；视域融合 　　1 阐释学与翻译的关系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基本意义是“解释的艺术”，是一门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方法论学说。阐释者的任务是在过去与现在，理解和表达之间架设一座桥，澄清各种生活方式，经验，意义和表达法间的关系。阐释学与翻译的联系主要在于如何解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纯语言距离之外的文化和思维差异，如何恰当的从理解出发语表达归宿语。虽然阐释不一定非经过翻译，不过翻译会不可避免的借助阐释学。翻译者是原作的读者，阐释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阐释者，众多的译文读者是根据他的翻译――阐释去理解原作的。所以阐释是贯穿翻译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2 理雅各作为《论语》的阐释者 　　英伦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将中国儒家13种经典之中的10种译成英文，在西方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被誉为“标志汉学史上的新纪元。”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是一个文本的阐释者，在这个阐释过程，其中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作为阐释者的理雅各其宗教信仰对阐释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译本的产生。 　　理雅各1839年被派遣到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从1840年开始学习《论语》并着手翻译。1843年随书院迁往香港后继续进行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四书五经”的英译工程。作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具有很强的传教动机和意图，1843年，理雅各到香港进行传教，1870年，经他受洗总人数达272人，先后建起了四座教堂。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 　　理雅各阐释《论语》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准确地将《论语》译本传达给西方读者”。他以真实存真为第一要义，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保存原文形式不遗余力。当然身为传教士，他阐释《论语》也难免带有传教的目的：翻译儒家经典是为了帮助传教士理解中国人的圣书，化解中国人的敌对情绪，引导他们“离开孔子去寻找另一位导师”（legge，1960：53），最希望看到的是耶稣取代孔子。 　　理雅阁阐释《论语》的手段：（1）采用尽可能小的翻译单位，甚至逐字翻译，以期尽量体现原文的语言形式特点，包括语法特点。（2）尽量以直译或者音译的方式传达富于文化内涵的字词并详加注释。（3）尽量保留原文的修辞格。（4）凡经义所有而经文中所无，翻译时为方便理解而作的文意补足均以斜体字显示，表明是译者的增益。（5）一律详加注释。（王辉，2003） 　　理雅各作为阐释者的主体性投入，使其读解和阐释成为可能，也使整个阐释活动表现出其个人的自主性。理雅各对《论语》的翻译不是《论语》文本意义的单纯接受者，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接受者，一个传承者和改造者。 　　理雅各对于《论语》阐释具有相对的自由。一方面，《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中一些潜在意义不是自显自明的，而是依赖读者的参与才被赋予的。对许多人而言，《论语》中所讲述的道理并非都是明辨可析的启示，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正因为如此，理雅各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去“填充”《论语》意义上的“空缺”。另一方面，《论语》作为其阐释的基础，限制了理雅各不可能抛离文本而进行空中楼阁式的阐释。因此，理雅各在其阐释的理解活动之中，永远不可能逃出“论语”文本自身的意义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论语》文本既使理雅各的阐释行为成为可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他的阐释。 　　3 阐释过程――视域的融合 　　视域融合不限于解释者个体与本文之间，它同时在解释者所处时代的视域与本文产生的历史视域之间进行，因此，解释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多重视域相融合的过程。解释并不是将解释者的视域完全移入到被解释的本文当中去进行，相反，解释者总是拥有一个属于自身的视域，并总是力图将自身的视域带入到对象的视域中。同样，被解释对象也并不总是等待着解释者的解释意图的灌输，任何一个被解释的对象都包含了以往历史中的全部解释成果，因此坚持自身的历史视域同样是被解释对象的根本属性。所以解释过程所表明的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解释者才体会到了两种视域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性。对差异性的认识才使解释者真正认识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