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中国城市接纳犹太难民.docVIP

二战时中国城市接纳犹太难民 1937年到1940年间，有近3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来到了上海，图为正在晾晒衣服的犹太妇女。 尽管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德迅速再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在抗日战争初期，希特勒还曾试图扶持蒋介石政府，比如蒋介石手上能够和日寇对敌的只有那三十个德械师，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分别送往苏联和德国军校学习，只是希特勒最后发现对方实在难堪大事，才转而与日本结盟。 二战期间，就犹太难民问题，中国又与德国发生了联系。1937年到1940年间，有近3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来到了上海。为什么上海会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风港，王健认为，主要是上海的特殊性：上海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犹太难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一是因为上海租界的开放性，一是上海没有反犹传统，上海市民对他们比较友好，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上海有犹太社团和世界其他犹太救济组织的帮助。”王健解释道。 位于上海的犹太难民收容所中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在领餐。 但是，除了上海外，还有很多中国口岸城市也接纳了不少犹太难民，如天津、哈尔滨、青岛、威海、昆明、成都、香港、大连等，这是以往鲜为人知的。这些接纳犹太难民的口岸城市中，最为主要的是天津、青岛、哈尔滨和香港。 在二战之前，天津也有犹太社区。到了二战期间，根据王健的观察，犹太难民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来到天津。1940年7月以前，因为上海当时已经有太多难民，谋生比较困难，所以许多犹太人通过上海中转北上前往天津。而在直接进入上海变得越来越困难后，一些犹太难民通过苏联和“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天津和青岛等地。根据《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1939年12月，已经有169名欧洲犹太难民申请者获准在天津居住，还有128名未定，而持许可证抵达的有56人。最后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在200到300人间，他们虽然都参加了天津希伯来协会，但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欧洲犹太移民协会，并吸收了几乎所有为逃离纳粹暴力而来到天津的犹太人。 青岛则接纳了100名左右犹太难民。1937到1939年间，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3届由日本人举办的远东犹太人大会。除了青岛外，在山东地区，淄博、德州也有零星犹太难民。 犹太难民在中国另外一个主要地区是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口岸。据资料显示，1941年，大连有犹太人259名，其中无国籍人士有143人，王健认为，这些无国籍的犹太人很可能就是欧洲犹太难民。大连的犹太社团在哈尔滨犹太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来自上海的犹太难民进入东北的入口。 最后，香港也是接纳犹太难民的重要口岸。据1939年2月统计，约有2500名犹太人从上海来到香港，王健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但这2500名犹太难民大多没有长留香港，原因是英国对德宣战后，开始驱赶德侨，尽管德籍犹太人已经不是德国人，但是也被作为德侨被驱赶。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文章《绝大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或名为《以色列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好》）中称，因为二战期间上海对犹太难民的接纳和帮助，使得以色列人心存感激，甚至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有一个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的说法。但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当时中国的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接纳犹太难民，相比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日本人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可能要更多。 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之后，对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不加限制，后来又设了三处难民营，给犹太难民以多方援助。此后又多次顶住德国的压力，继续采取对犹亲善政策。甚至在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仿照纳粹做法“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而日本当局却拒绝了纳粹的要求。 日本人究竟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其一东亚地区不像欧美长期存在反犹主义，日本人对犹太人素无仇怨，且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巨商希甫积极为日本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日本人也由此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其二是上海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俄国犹太人，一旦实施“最后解决”的话，力图保持和苏联不战状态的日本担心会因此触怒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内主张和美英保持媾和后路的部分官员与“犹太问题专家”们对欧美反犹势力宣传的“犹太威胁论”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的确垄断了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因此想通过对犹太难民的亲善来讨好美国的犹太力量，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