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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腐败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在我国，“村官”并不在官员序列，但全国的“村官”却直接管辖着约90%的国土和60%的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官”的权力也与日俱增。近几年，我国“村官”腐败大案层出不穷，引发高度重视。通过梳理相关文章，认为当前“村官”腐败问题的研究焦点如下：“村官”的角色定位、腐败的原因和动机、腐败特征、防治对策等。 关键词：“村官” 腐败 角色定位 原因 特征 对策 一、关于“村官”角色定位的研究 在我国，“村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宁泽逵从村委会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得出基层政府、“村官”和村民三方的博弈关系，他认为“村官”身份的定位讨论应被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以广西河池地区为例，他将当地农民于1980年2月自发组建的权力共同体――村民委员会称为“原生角色”；称国家意志入侵以后的村民委员会为“异化角色”，其中包括“赢利型经纪人”、“双重角色边缘化”、“双重角色”；在费税改革后，村官回归“服务角色”，即回归原生角色，但这里的原生角色并不等同于最初意义上的“原生角色”。此框架涵盖了诸如“经纪人”、“守夜人”、“当家人”、“代言人”等各种“村官”角色定位。 关于“村官”的组成人员，大多数学者认为，“村官”就是村两委的组成人员。饶方舟、罗玲、杨守涛、郭少华和方继玲等均认为，“村官”一种类型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村民直选产生，包括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其他村民自治委员会委员，另一种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成立的村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支部委员等。唐骜及汪为进认为，“村官”除包括村两委人员外，还应包括村民小组长。杨瑶则认为村民小组成员不属于“村官”队伍，她认为村民小组并不是村委会的同级组织，而是为了便于村委会开展工作成立的下一级机构，因此，村民小组的成员并不在“村官”之列。另外，姚毅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村官”职务犯罪的主体资格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村干部包括村民小组长都是“其他单位的人员”中一种，具备“村官”职务犯罪主体资格。同时，对于村委会中的专职会计的法律适用问题也是争议的热点问题，尤其当会计既不是村委会委员又不是党支部的党员时。 二、关于“村官”腐败特征的研究 张慧和吴艳晓认为“村官”腐败具有绝对比例大、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大和团伙化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湛智慧认为“村官”腐败主要有四个特征：第一，村两委班子“一把手”是违法违纪高危人群；第二，集体犯案、窝案、串案突出；第三，村官腐败方式多样化；第四，肆意捞取政治资本。唐骜分析了大量“村官”腐败案件后，发现现阶段“村官”腐败的特点如下：（1）涉案金额巨大；（2）作案手法大胆；（3）集体腐败呈多发趋势；（4）腐败的主要目标为集体财产；（5）腐败领域扩张至公共服务领域；（6）村干部作风问题突出；（7）违法违纪类型地区特征明显。贾哲认为村官腐败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犯罪手段直接；第二，相互勾结，联合作案；第三，涉案金额和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饶方舟分别从村官腐败的主体、方式、种类、区域方面分析出村官腐败的主要特点为“一把手”贪污腐败行为较为突出、“村官”集体腐败行为呈多发态势、“村官”腐败经济违纪违法仍占主导以及“村官”腐败行为的地域特征明显。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村两委班子“一把手”作案几率大、集体犯案严重、经济类案件逐年攀升等“村官”腐败特征是大部分学者所认同的。 三、关于“村官”腐败原因及行为动机的研究 王冠中认为，当前发生“村官”腐败，监督缺位是具有根本性的原因。他认为，在当前农村的治理格局中，政府公权和社会治权的边界模糊，使得公权寻租行为频发。其次，当前农民的市场地位决定了农民缺乏维权意识和监督积极性，导致“村官”假公济私之风蔓延。最后，从组织方面来看，农民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缺乏监督和抗争能力的重要原因是其组织程度的低下和维权组织的匮乏。唐学亮以结构性视野指出“村官”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治理结构的失调和监督及社会规制的缺失。郭少华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村官”腐败是一种社会失范现象，是“村官”在多重角色冲突时舍弃原则的角色选择中滋生的。他认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失范和“村官”社会角色失调是“村官”腐败的两大主因。胡思洋和许汉石以“村民―村官”委托代理关系为理论视角，分析了“村官”腐败的原因包括契约软化、制度不均与缺失和农村公权过分集中。综上所述，不论学者站在什么角度对“村官”腐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都着重落在权力监督的缺失、制度的不完善和当事人思想观念的不足上。 关于“村官”腐败的行为动机研究，陈东华认为在“政治契约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的社会结构中，显然“村官”站在了农村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