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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视域下的集资诈骗罪重构 　　摘要：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予以规定，原本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情形必然符合诈骗罪。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集资诈骗罪的解读不甚严谨，产生了诸多误区。其实，对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做简单的推定，对“社会公众”的理解也不可望文生义，只有正确解读好本罪中的这两个要素，才能对集资诈骗案件进行正确认定。 　　关键词：非法占有；社会公众；集资诈骗；诈骗 　　中图分类号：DF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34?07 　　集资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这样的立法例是我国刑法的特色，因为在我国刑法中，不仅规定了普通的诈骗罪，而且还规定了其他各种类型的金融诈骗罪。但在大陆法系的日本，只是规定了普通诈骗罪，对于发生如我国刑法中集资诈骗类型的犯罪时，一般只以普通的诈骗罪予以处罚。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金融活动日益活跃，金融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在司法实践中，也突出地爆发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典型表现为金融案件发案率成每年上升之势，且涉案金额较大，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较多，尤其是在集资诈骗案件中，司法部门对其罪名解读不甚严谨，造成了众多司法适用误区，所以在一些具体个案处理上难免出现差异。笔者认为，应当对我国集资诈骗罪重新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集资诈骗罪内涵和外延的重构，这样才能对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做到准确定罪、科学量刑。 　　一、问题的呈现 　　司法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适用的误区一般表现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把握流于客观形式化，而对诈骗对象的外延的理解也很僵化。下面列举两则典型的个案以作说明。 　　第一个是吴英集资诈骗案。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人吴英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率，从多名被害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其他11名被害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消费等，合计集资诈骗达77339.5万元，没有归还的达38426.5万元。检方指控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个人或企业名义，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注册公司、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从多人处非法集资， 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而辩方则做无罪辩护，理由是吴英的这些资金基本上都用于公司经营， 而且主观上希望能通过经营归还借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 　　第二个是胡伟红集资诈骗案。该案的基本案情是：2004年至2009年9月，胡伟红以投资医疗器械、的士投标、经营房地产等为由，以月息一角至五角不等的高息，陆续向77人共借款11205.9万元，期间归还本息8811.404万元。经株洲正泰司法鉴定所鉴定，胡伟红涉嫌集资诈骗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庭审中，胡伟红及其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涉案金额有不同看法。辩护律师还辩称，胡的借款人群是特定的，如亲戚、朋友和同事，不属于社会公众，根据法律对非法集资的定义，胡伟红不构成集资诈骗。公诉人则称，胡伟红的借款人群并非特定人群，而是社会公众，其中包括很多根本不认识胡伟红的下岗职工、公务员等，他们是通过胡的亲戚朋友借钱给她的。公诉人员表示，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由此看来，“非法占有目的”以及“诈骗的对象”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要想正确处理该类案件必须依赖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集资的对象”的正确解读。 　　二、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 　　的应然性解读 在刑法理论中，存在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一般而言，财产犯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即属之。于集资诈骗罪而言，法条中明文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就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与不要说之争”的问题。然而，首当其冲的应该明确该条文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性的内容为何。无论是在大陆法系的日本，还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均不乏争论。 　　（一）日本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内容之界定 　　在日本刑法中，“不法占有目的”亦称为“不法领得意思”，在其刑法中是作为财产犯的重要问题而加以研究，究其而言，大致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排除意思），将他人之物作为自己之物，并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处分的意思（利用意思）。（1）该种观点是为了在司法实践中将非法占有的目的与一时使用的目的予以区分，即单纯的一时使用目的只是转移了他人财物的占有，因为欠缺不法领得的意思，因而不构成财产犯罪。[3]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