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社会中宪政尝试.docVIP

变动社会中的宪政尝试 ————《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与宪政理想的顿挫 薛刚 一、 引言——对宪政时代结束的关注 自戊戌变法到二十年代初，宪政主义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的中心地位。但到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后，宪政理想却渐渐淡出。本文旨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制定背景和制宪过程的考察对此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宪政时代的终结并不是贿选的产物，而是整个政治层面环境变化的结果，合法性资源的丧失使《中华民国宪法》在颁布之前就已经失效，而与宪法内容优劣无关。1923年《中华民民国宪法》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但是长期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思想界对其研究都不足。1924年吴宗慈在其所撰的《中华民国宪法史》中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记录宪法的制定过程和各派议员意见，但是对贿选一节却讳莫如深；其后关于此部宪法再无专著面世，而诸本民国宪法、宪政、立法史谈到本宪法制定时却只强调其制宪主体参与贿选，甚至直接将宪法称之为“曹氏宪法”或“贿选宪法”，对宪法制定的背景和过程却一笔带过。时至今日，大陆尚未有专篇论文论述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及文本。但是1923年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熟的宪法，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制度模仿层面的核心地位，很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在中国新一轮宪政进程上仔细分析一下前人的失误和教训，就不仅是必要，而且是不得不的所在了。这也是笔者作此篇文章的原因。 中国现代化的演进以洋务运动所提倡的技术模仿为第一阶段之特征，但自强求富凡三十年，甲午一战化为乌有。知识阶层检讨之余，认为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立宪强国之说遂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初政学两界的共识 。1904年的日俄战争给这种认识增加了新的论据，“因为它被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越来越高” 。“制宪法”和“开国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政治口号，但是作为国家体制内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所提倡的宪法与体制外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所呼吁的制宪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宪政模式，成为民国制宪波折不断的滥觞 。进入民国之后，制宪之争也一直都处于政坛的中心地位。临时约法被用以限制袁世凯，立民国基础，中华民国约法则打造袁世凯的合法性，即使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也都打着君主立宪的旗号 。1917年之后，不仅存在南北法统之争，即使各省的军阀战争也大都宣言为宪法而战，“尽管有那么多的失望，现代中国人对宪法依旧有着执著的信念” ，宪政强国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第二阶段的主题 。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的宪法，但是并没有因此造就宪政时代。宪法颁布之前民国被认为是有共和而无宪法，宪法颁布之后又被诟为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本身更是被称作“曹锟宪法”和“贿选宪法”。十数年所争的北京中央政府法统竟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大革命铺开，中国政治层面上宪政的中心地位逐步被党政所替代。 本文的主旨即通过对《中华民国宪法》制定背景和制宪过程本身的考察解释为何在没有正式宪法的时候，宪政主义尚能占据政治层面的核心地位而到第一部正式宪法颁布之后宪政反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宪政时代戛然而止并由党政时代替代。换句话说，本文关注的焦点不在于20世纪20年代某一政治集团的成败或某一政治主体的兴衰，而是宪法作为民初最重要的政治表达方式和规则的消亡。 二、“法统”的合法性危机——国会恢复前后的制宪形势和进展 《中华民国宪法》由1922年6月恢复的第一届国会依据《临时约法》制定，分析这个制宪主体就不能不提及此前围绕国会和《临时约法》产生的南北法统之争。这一时期南北国会都曾有过制宪努力，但都无果而终。 早在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参众两院之后，国会议员就纷纷赴沪尝试恢复国会。随后张勋复辟、段冯执政，不恢复旧约法转而拼凑新国会，于是孙中山带领国民党议员及海军南下护法，国会议员也纷纷赴粤。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31日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2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副元帅，西南独立。但是到广州的国会议员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即根据1913年通过的议院法第七条“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以候补议员递补”，到1918年9月总算凑足了法定人数。9月8日宪法会议的审议会召开，首先将国会在北京时未定的地方制度部分付诸审议，至12月13日审议完毕，这时南北两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议员纷纷离粤，直到1920年1月12日才再行召开宪法二读会，但是国会内部各派系围绕国会解散权和省长职权问题争执不下，会议几度破裂，至1920年1月24日制宪工作陷于完全停顿。在广州政权内部，桂系视国会为南北和谈的障碍，对制宪工作百般阻挠，直到断绝经费来源。于是参众两院的正副议长都被迫离开广州，国会也在云南四川之间颠沛流离 ，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