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敏出境游需摒弃旅游创汇导向.docVIP

摒弃旅游创汇导向，调整旅游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和指导思想，切实改变以往以“规范发展”“有序发展”之名抑制出境游发展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出境游，减少贸易摩擦。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2014年我国出入境旅游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已成定局。国家旅游局前局长邵琪伟此前也多次向全球旅游界阐明：中国政府鼓励出境旅游的政策不会动摇。在中国外汇储备居高的情况下，旅游贸易逆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全球贸易特别是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间的一种“再平衡”。而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中国全球影响力扩大则成为一种“非货币收益”。 早在2004年，笔者就曾在题为《摒弃创汇导向，树立旅游业科学发展观》的学术论文中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把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创汇)作为旅游业的首要任务是当然之选。但在我国贸易创汇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加大等众多因素呈现的新形势下，旅游业坚持“创汇导向”就是刻舟求剑。在创汇导向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指导下，中国公民旅游、特别是出境旅游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由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长期得不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无法形成出境游、国内游和入境游三大旅游业务板块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旅游形象的提升和旅游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因此，笔者当时就呼吁果断摒弃旅游创汇导向，调整旅游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和指导思想，切实改变抑制出境游发展的产业政策(往往以“规范发展”“有序发展”之名抑制)，大力发展出境游，减少贸易摩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全面提升国民素质。近几年，我国出境游高速发展，民众出境旅游需求得以有效释放，就跟国家层面放宽限制密切相关。 君不见，高档进口化妆品销路顺畅;越来越多的进口豪华轿车驰骋于大江南北;魔术师大卫、皇马足球俱乐部应邀来华“淘金”，NBA献艺上海、北京……与这些小众奢靡型消费行为相比，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作为大众出门看世界、“自费自我教育”的“投资性”消费行为，才可谓真正体现了社会效益，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外汇的这种花法，于国、于民皆有利。我国近年来居民出境旅游消费快速增长，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成就的最直接体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出境旅游的兴旺，与我国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及精神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按照经济学常识，没有国际分工就没有国际贸易，而国际分工必然基于各国各自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则体现在行业上，没有了这种行业或产业的比较优势，全球贸易就不复存在。因此，根据贸易平衡理论以及全球贸易的实践，衡量贸易是否平衡(顺差还是逆差)从来都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的，几乎没有出现过哪个省州或行业因为贸易不平衡而爆发贸易争端。比如中美的纺织品贸易、中俄的能源贸易必然是不平衡的，也永远不会有平衡的可能。由于旅游人口、国土大小、旅游产品的特征及丰富程度等存在巨大的差别，应否追求国与国之间旅游服务贸易的平衡，基本上沦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即使中日两个相邻大国之间的旅游贸易平衡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遑论中国与马尔代夫之间的旅游贸易平衡了。况且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陷入停滞状态具有非常复杂的多元因素，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突破性增长完全不切实际。无论贡献大小，旅游服务贸易的逆差显然有助于促进中外贸易的再平衡。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出境旅游作为中国公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也是内需的一部分。何谓内需?内需是国内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我国出口商品或服务(如劳务输出)到国外，无疑是为了满足外需，进口商品或服务到国内则是为了满足内需;既然我们把境外人士到中国的入境游视为“就地出口”的创汇产业，相当于贸易出口，属于外部需求，那么，与其相反，中国公民的旅游消费必然属于内部需求，不管这种消费过程和结果是在国内还是境外。因此，“出境游也是一种内需”这个论断也是可以成立的。虽然或许可以说，出境游这种内需如同进口国外奢侈消费品一样，对国内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不是那么直接，却无法否定“出境游也是一种内需”“旅游拉动内需的功效长期被严重低估”这两个事实，尽管其影响与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旅游内需长期只计算国内旅游，是犯了低级的逻辑错误，旅游拉动内需的作用也就明显长期被低估了。 出境游既然是一种内需，是中国公民的一种正常消费行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不能简单功利地因为考虑到这种消费的相当一部分(即使大部分)“漏出”“挤出”到了国外而加以限制。况且中国公民出境游的首站选择排在前两位的是中国香港和澳门，占到中国公民出境人数的70%以上。香港和澳门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其实是不应该“见外”的，“肉烂在自己的锅里”，更应该当之无愧地算作“正宗”的内需;再说出境游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可以直接让中国的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境外华人获益。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逆差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