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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行为对FDI决策影响的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从管理者行为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其对FDI决策的影响，并从国内国外研究现状两方面，对FDI决策中管理者行为因素进行梳理，力图从新角度研究FDI决策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管理者行为；FDI；过度自信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从两方面研究FDI决策过程中管理者的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从管理者过度自信；另一方面是管理者的从众心理。 20世纪70年代末，卡尼曼和Tversky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向传统金融理论提出挑战，Tversky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模型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风险态度、心理会计和过度自信。 Shefrin（2007）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过度估计自身的判断力，因此将高估项目的投资收益与成功概率，低估成本与风险。Hubris Hypothesis，Roll（1986）提出，企业管理阶层往往高估自身的管理能力，在规划改造目标公司企业时过分乐观，导致大规模高价收购企业，最后无法成功对目标公司进行整合，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Scharfstein Stein（1990）提出，在投资决策会对某个人名誉产生影响时，会产生从众行为。经理人的这种盲目跟从他人进行投资决策的行为，最终导致很多企业投资失败。 二、国内研究现状 骆沙（2005）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微观因素时，首先提到的就是领导者风格，其认为，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领导者风险偏好的影响，风险偏好型的领导者更容易做出富有攻击性的决策，在同样的不确定条件下，如果企业投资的即期收益（或净现值）为正，该企业将会比同类企业更早的进入目标国市场；反之，风险规避型的领导者趋于做出保守的决策，即在同样地不确定条件下，即使企业投资的即期收益（或净现值）为正，该企业也会着重考虑“等待观望”选择权的价值，而往往做出推迟投资的决策。由此看出领导者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投资决策。 朱华（2011）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发展现状以及特征；重点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拉动因素、投资动机以及推动因素，其中在推动因素部分，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内部、外部（产业和制度等）推动因素的影响程度，另外还提到了像企业管理水平、企业家精神、学习吸收能力、种族人脉等较弱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地区分布，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国家，并将侨民数量与中国对其的OFDI金额做了相关性分析和散点图，结果显示其相关性很小，种族纽带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中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近年来华侨人数不断激增，《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指出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截止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从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因此侨民数量与中国对其的OFDI金额的相关性还需做进一步探讨。另外本文还提到了企业家精神这一推动因素，将FDI理解为企业家的一种“国际套利”行为，“只有有进取心、前瞻意识和敢于创新而且承担风险的企业才不满足于国内市场，更乐于主动捕捉市场机会、拓展外部发展空间（Knight）”。文章对部分国家（地区）企业家精神广泛性做了比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居中游，且对中国OFDI的有一定的推动程度。但文章并没有将企业家单独抽离出来做更深入的剖析，如今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已拓展到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企业家精神是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的抽象表达，因此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是否会对中国OFDI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探讨。 李喻鹤（2006）列举并分析了中航油、中储棉、中再人寿对外投资失败的案例，在得到的各种导致投资失败的原因中，提到决策者错误的个体行为是导致对外投资决策失误的因素之一，比如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领导班子集体之上的非理性行为，导致最终的决策与实际背离、企业利益受损。吴建祖，关斌（2013）选取了103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其年报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得出高频关键词，进而得出管理者的注意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高管团队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注意”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主要表现为对某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在与人类意识有关的许多认知过程（决策、记忆、情绪等）中，“注意”被认为是最具体的。而高管团队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是由董事会成员及正、副总经理，以及其他共同参与战略决策的高层管理者组成。 杨钧皓（2012）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与财务学，讨论了经理人在不完全理性的假定下，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影响较为明显的不完全理性行为包括“自我归因”、“过度自信”、“羊群行为” 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