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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程序研究 　　【摘要】从1996年刑诉法规定到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再到新刑诉法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着缓慢的发展过程。本文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提出建议，希望对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起到帮助。 　　【关键词】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挑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肇始于美国，“作为刑事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规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是证据能力问题。该规则也不对一般意义上证据适用问题加以限制，而主要涉及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问题。”①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不能在刑事审判中予以采纳，不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法治社会尊重与保障人权、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先进理念，并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被世界上大多数的法治国家确立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准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在我国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从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到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再到去年刚修订的新刑诉法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具体情形、程序、标准等都没有详细的规定，这势必会给检察环节公诉工作带来难题和挑战。 　　一、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上述规定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资格，但并未对排除程序的启动、认定的标准和排除期限等进行明确。这一立法的缺失很可能导致公诉部门无所适从，面临审查期限紧张等局面；而侦查机关可能敷衍应付检察机关证据补正的要求，如出具一个没有实施违法行为的说明或直接置检察机关要求于不顾。 　　（二）启动的标准不明确 　　新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该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提起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可以由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二是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申请提起。但对于提起的条件、标准却并没有明确，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提起？提起的标准又是什么？司法实践中，即使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但由于其非法手段高明，非法结果又具有隐蔽性，犯罪嫌疑人处于被动、限制状态下难以将相关证据收集并固化，更无从谈起提供线索、证据证明。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启动的标准。 　　（三）启动成本过高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一旦启动，势必耗费巨大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我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再加上“小刑检、大反贪”理念的影响，公诉部门办案压力非常之大，绝大多数基层院公诉人办案都是一条龙包干式作业，从案卷审查到法律文书制作、材料复印、案卷移送、出庭公诉、卷宗装订、打包归档包干到底。如果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将给原本紧张的公诉力量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同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势必耗费紧张的办案时间期限，带来延期办理、退回补充侦查等情形的增多。 　　（四）排除的效力不明确 　　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条规定继续肯定了我国现行刑诉法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规定，但对何种情形下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应予排除并没有进行明确。同时虽然允许对物证、书证进行补正，但对补正的方法及程度都未作出合理解释。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通常用“办案说明”来证明其取证的合法性，但谁又能指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给出的裁判结果公正呢。同时对于排除掉的非法证据是否移交法院还是退回侦查部门或自行消化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确立对公诉工作的挑战 　　（一）庭上翻供风险增加 　　新刑诉法第55条直接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权，同时新刑诉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被讯问或者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