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绩：躬耕激光聚变业 筚路蓝缕拓荒人.docVIP

王世绩：躬耕激光聚变业 筚路蓝缕拓荒人 　　“蜀山葱茏，层峦迭秀，鸟语花香，风情万种，但也是高山深壑，路险崖悬，寂寞连着清苦。山，深沉而静默，又充满着激情的涌动。在大山的怀抱里，一群不辞沉默的人，把自己与四壁大山融为一体，以山一样的坚韧意念和不屈精神，推进着核事业的伟大征程。”这是描写绵阳安县境内一处偏僻山谷的诗句。 　　20世纪70年代初，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怀揣报国志，从祖国西北大草原的中国核试验基地来到这里，安营扎寨，隐姓埋名，把满腔热血挥洒在了大山深处，把青春岁月奉献给了祖国。王世绩便是其中的一个。中国激光聚变研究的实验和诊断工作，便是在位于绵阳安县茫茫大山深处的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二所艰难起步…… 　　筚路蓝缕创业艰 　　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对发现激光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当时王淦昌正在从事原子弹的研制，他注意到激光强度大、方向性强这些特点，便设想如果把激光和核物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发生新的有趣的现象。经过深入思考，1964年10月4日，王淦昌撰写了《利用大能量大功率光激射器产生中子的建议》。文中写到：“我们认为，若能使这种光激射器与原子核物理结合起来，发展前途必相当大。 　　1964年12月，王淦昌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从事高功率激光研究的邓锡铭，并把这篇论文交给了他。邓锡铭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实现激光应用的一条重要路子”。王淦昌指出的研究方向，给上海光机所从事高功率激光器研制的科技人员很大鼓舞，并很快得到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的赞成和支持。在王淦昌的倡导下，中国激光约束聚变领域的初期预研工作就起步了。 　　1972年，美国科学家纳科尔斯（Nuckolls）第一次公开发表惯性约束内爆的论文。此后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国都投入了相当规模的财力和人力进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在此情况下，九院实验部31室的科技人员进行了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及其潜在军事用途的调研，并得到了九院领导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人的支持。1972年8月，全国激光重点规划会把激光聚变列为国家重点规划。 　　1973年，邓锡铭带领上海光机所科技人员利用1010W的单路钕玻璃激光照射氘冰靶产生了中子。消息传到绵阳，王淦昌等人极为兴奋。为能严谨、科学地验证实验结果是否确实，王世绩等携带可靠的中子探测器去上海，重复了实验结果。经过仔细测量、细致分析，王世绩等人确认，实验测得了激光打出的中子。从而，在实验室里证明了激光引发氘核聚变产生中子的设想，为进一步开展惯性约束聚变打下了基础。 　　1977年，九院科技人员在王淦昌副院长和于敏等人的推动下，开始组织科研人员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探索利用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产生高温高压条件开展极端条件下物理过程研究的可行性。1977年12月，王淦昌带领九院从事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的一、二、九所的科研人员方正知 、胡仁宇、王世绩、江文勉、于敏等到上海光机所参观学习，并商谈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有关事宜，合作研究开始。 　　栉风沐雨绩斐然 　　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基础是激光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物理过程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要深刻认识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以及激光所产生的等离子体的特性及其变化规律，必须通过实验观察和测量其发射的各种粒子和辐射，对这些粒子和辐射的种类、强度、能谱、时间及空间特性进行诊断。因此，建立诊断设备、研究诊断技术就成为开展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回到绵阳后不久，王世绩召开了全室大会，向全室人员传达了与上海光机所沟通调研的情况，开始全面部署实验、诊断技术、制靶等工作。全室上下一个个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和激动。 　　作为研究室主任，王世绩本着学术民主的原则，集全室智慧，进行开题研讨，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不隐瞒任何观点。他一方面号召大家多看一些国际上的相关资料，另一方面还经常性地召集大家进行信息交流和学术讨论，让大家共享资源，互相启发，共同提高。这对于促进大家正确地理解国外的物理思想和技术路线，乃至一些技术细节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这些都是研讨中必须关注的事情。“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有限的经费要用在关键的设备上。”经过深入细致讨论，本着“急用、管用、好用、用好”的原则，王世绩带领大家通过反复论证和迭代，确定了“一个研究组、四大小组”的实验诊断工作布局。根据能量平衡研究的需要，确定实现建立差分热量计（亦称等离子体卡计）、法拉第电荷收集器、四通道静电离子谱仪、九十度聚焦电子能谱仪、中子闪烁探测器、硅光二极管、铝-锶半导体探测器等方向。惯性约束聚变的诊断研究工作就这样在204室热火朝天展开。 　　万事开头难。当时，大家唯一能够借鉴的资料就是美国里弗莫尔实验室的年报。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年报描述极为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