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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对近代中国科技史的影响 　　摘要：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大大落后，这既令人扼腕，又发人深省。作为西方文明形式之一的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两次传入中国，然而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实质性交融始于明末。其时，有备而来的、代表欧洲宗教改革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新潮流的耶稣会传教士充当了两种文明交融的媒介。从基督教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就科技史而言，这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向中国移植的西学东渐过程。 　　关键词：宗教；传教士；西学；科学技术；移植 　　西学东渐，风云变换300多年，其中有顺利之时，也有磨难之日。随着时代的变革，西学东渐的主题在变化。300多年中，西学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在变化，地位在升高，历史作用在加重，历史赋予了西学东渐重要的使命。西学东渐的300多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这段历史中，传教士的功绩不可磨灭。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从大的方面来看，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在明末，从16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期；而另一次则是发生于清末，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 　　一、第一次西学东渐高潮 　　这段历史，始于16世纪末利玛窦东来，止于18世纪初清廷严禁天主教以及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主角，是天主教的耶稣会教士。 　　1582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当时的传教士，为了打进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内进行传教活动，想尽了各种办法。利玛窦来华之后，身着中式服装、学讲汉语和行中国礼仪，积极接触中国的读书人，不仅游说于中国宫廷官员和学者之间，而且专程到北京，向中国皇帝敬献了自鸣钟、西琴等物。 　　（一）刻印世界地图 　　利玛窦首次向中国官员们展示了从欧洲带来的世界地图――《万国舆图》，同时介绍了大地球形说等知识，并讲解了经纬度测量法等西方测绘技术。这使得中国人全部为之震惊，这也为曾经闭目塞听的中国人开启了了解未知世界的窗口，提供了扩大视野、改变世界观的机会。 　　（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 　　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用中文编译了数百种书籍，除有关教义外，介绍了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大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当时中国的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梅文鼎等人，已经开始注意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 　　（三）编写《崇祯历书》 　　由于天文历法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关系到国家社稷，所以受到中国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经过多年努力，中外学者终于制成《崇祯历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的巨著。 　　（四）中国朝廷与传教士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不仅参与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还向崇祯帝进献了日冕、望远镜等天文观测仪器，并参与翻译了多部著作。他所作的贡献被多次给予嘉奖，这说明当时传教士对中国皇帝的影响首先不是依靠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利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明朝灭亡之后，汤若望被清顺治帝赐予钦天监监正，这标志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朝廷机构中的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汤若望使中国朝廷第一次和欧洲建立了直接联系，无形中为西学东渐构筑了政治平台。康熙帝把通晓知识和技巧的传教士当作学者和宫廷大臣予以重用，并开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以便能够亲自判断事实真伪。南怀仁对培养康熙帝的科学素养起到重要作用，从而赢得康熙帝的尊重。康熙帝对传教士以及西方科学的宽容态度使第一次西学东渐达到顶峰。 　　据统计，从1552-1807年，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约有1200至1500名，遵循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成为在华传教士成功的捷径。尽管基督教并没有撼动中国儒家文明，但传教士辛勤劳作的“副产品”――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却在中国皇帝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帮助下被移植到中国文明中。这种由西方传教士引进、靠中国皇权支持的模式是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典型模式。 　　纵观第一次西学东渐历程，西方传教士的策略和中国皇帝的态度决定了西学东渐的内容以及影响范围。传教士的策略在于“曲线”传教，而中国皇帝大多对奇技淫巧抱有好奇。因此，第一次西学东渐仅局部、零散地引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只影响到少数达官贵人。即便是最开明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受到皇权和地域的局限，既没有全面了解西方近代文明，也不知道科学技术改造社会的巨大功效，更没有启迪民众的意愿，从而错过了与西方近代文明同步进取、发展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宝贵时机。在西方向工业化迈进的同时，中国文明再次孤立于世界先进文明之外，以至最后落入被动挨打的屈辱地位。 　　二、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被迫开放。随之逐渐掀起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这一次的西学东渐，是伴随着西方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