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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塑造中对软件和硬件的理性认识 　　导读：关于城市文化的建设话题现在很闹猛。从根本上说，城市文化建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城市形象上。不管是千年古城，还是新兴城市，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城市形象，因为只有具备了“城市形象”这个先决条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一种可能。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制度文化，抑或是行为文化的建设，城市形象的塑造必须要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才可能真正形成，这可谓是“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2 　　一 　　叶：今天我们又要说一个比较沉重的，也是社会各界经常热议的话题，即：一个城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形象观？ 　　十年前，我在海南三亚采访时，了解到当地将淘汰400多辆夏利出租车，并购置部分“奔驰”、“宝马”等高档车投入市场营运。当地同道朋友对我说，此举也可算作是为城市形象添彩。我有点不以为然，就反诘道：杭州的豪车的士经营状况很惨，开车司机甚至集体大逃亡，所以这样的“为城市形象添彩”有点一厢情愿。再说，一个合格的政府应该知道，公共财政的支出应优先考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至于出租车的档次水平，对城市形象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我的观点得到了与坐者的一致首肯，据说后来那儿还有某个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转载”了我的原话。 　　张：你说的这个案例，使我联想到了硬件和软件、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在一些城市的决策者，往往把建高楼大厦、建广场大道，甚至是建楼堂馆所，都美其名曰“提升城市形象”。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硬件建设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展示城市形象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展现城市形象的唯一手段。发展是硬道理，只是这个硬道理并不意味只有硬件，只有GDP。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进步的，还是软实力！ 　　叶：对不起，你说到软实力，我打断一下。前些时候有位印度网民说：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没什么了不起的，中华民族不会有前途，因为他们没信仰。从一个宽泛的层面上去审视，信仰也可属于软实力的范畴。 　　张：我同意。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应该视为软实力。如果将软实力从国家层面延伸至城市，其价值和意义就更具体化了。相对GDP硬实力而言，城市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人口素质、社会和谐度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它折射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感召力、环境舒适度、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居民创造力等指标。这些指标不像GDP那样量化标准清晰，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却是一座城市进步与否的风向标。简言之，软实力是外界对于一座城市的直觉反应，是市民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更标志着城市决策者的智慧与情怀。 　　叶：二十多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时，我们还很模糊，因为相对经济、军事等硬力量而言，软实力更多的是指一种精神性力量，它包含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等，似乎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渗透在城市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如果从更为长远和广泛的意义上去思考，我认为应该认真思考和重视印度网民的这个言论。 　　张：更进一步说，一座城市的政府执政能力也是软实力，而且还是软实力评估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城市形象。据说前几年，安徽阜阳的一些企业做广告，都不敢说是阜阳的，因为怕产品销售受影响，原因是阜阳的政治生态太差，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一任市长肖作新都因腐败而或死刑、或进班房。所以，像当年阜阳这样的城市，摩天楼再多，马路再宽敞，城市景观再漂亮，也不可能吸引投资者，这就是软实力受损、城市形象受伤害带来的负面作用。 　　叶：你提到阜阳，我想到四年前的今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一桩公案判决――2010年2月8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阜阳市颍泉区区委原书记张治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之所以社会反响强烈，并非案件主角贪腐内容本身，而是那个号称“白宫”的颍泉区区政府办公楼。案发两年前，由张治安一手打造的这个“白宫”照片被媒体曝光时，立时在社会上引发一片挞伐之声。安徽阜阳属贫困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一大堆，而颍泉区当时全年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元，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两千元左右，却竟敢斥三千万巨资建一个外形如美国白宫一般的区政府办公楼，这真是匪夷所思。但建“白宫”并非出于张治安的原创，而是2001年，他到上海参加招商会时，看到一家区法院的建筑类似美国白宫，张治安欣赏之余，也想盖幢同样风格和气派的办公楼，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个“体现政府形象的杰作”。 　　张：所以，腐败的官场风气，对城市形象的杀伤力非同小可。 　　二 　　叶：二位嘉宾乃城市管理方面的前辈专家，对今天的论题有何看法？ 　　汪：首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都赞成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