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风气，印善本，译西哲出版先驱商务印书馆.docVIP

开风气，印善本，译西哲出版先驱商务印书馆 　　开学了，几乎每一名小学生的几案上都会摆放一本《新华字典》。作为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辞书，《新华字典》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而他的母亲商务印书馆已然迎来了自己116岁的大寿。 　　回溯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不得不提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在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清廷被迫终止对外国人在华创办企业设禁，基于同样的考量，对中国人开办企业的限制也逐步放开了。很快，上海等开放口岸掀起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热潮。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青年时代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20年前曾填过一首词，称赞这家出版社在近代的维新大业中，“曾开风气，影印善本，移译西哲”，“数出版先驱，堪推巨擘”，这是至高无上的评价。 　　白手起家的小作坊 　　成立之初的商务出版社只有2部手摇小印机、3台脚踏圆盘机和3部手扳压印机。平日里，夏瑞芳和鲍咸昌、郁厚坤三个人负责出版社的日常工作。他们招聘了几名工人，承印商业表册、账本和教会图书等。因为当时以出版商业簿记为主，故得名“商务”。 　　由于夏瑞芳经营管理有方，商务印书馆的生意蒸蒸日上、日渐红火。夏瑞芳并不满足于此，他抓住了当时社会上的“英语热”，主动出击，翻译并引进印度的英语教材，命名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夏瑞芳尝到了甜头后，便邀请原翰林、当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来馆主持教科书编写工作。自此，商务印书馆开始走上了一条依靠教科书的发家之路。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新学教材主要引自日本，因此商务印书馆开始为中日合办，双方资本各10万元，由日本引进先进印刷技术。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几个月内就风行全国，接着还出版了各种中外工具书，销量也稳居全国第一。 　　到20世纪30年代，在教材出版领域日渐强盛的商务印书馆开始进军高等教育领域，这得到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和支持。从1932年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学丛书》共有三百多种教材图书，其中的杰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王力《中国音韵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仙洲《机械原理》即使在今日，仍然是各学科必读的经典教材。 　　助推现代化进程 　　由于出版教科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的国外名著引进和翻译工作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著名翻译家严复译著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学术名著均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31年商务印书馆又把它们汇编为《严译名著丛刊》大量重印发行。这些译著在细微之处无不践行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中国翻译界的另一巨擘――林纾也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旗下。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说部丛书》，大规模地出版了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1914年商务印书馆又结集出版了《林译小说丛刊》（100种），包括他的代表作小仲马的《茶花女》、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的外文书籍编译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1981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汇编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2012年10月，该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十四辑，共收录599种。多年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始终保持简约朴素的设计方针，封面除了书名和作者外，几乎没有任何冗杂的装饰；学科领域通过书脊颜色的不同予以区别，如橘黄色代表哲学类，黄色代表历史学，绿色代表政法类图书，蓝色则表示经济学等，彼此之间绝不混淆，体现了学术的严谨性。今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印书馆最为知名的社科学术丛书品牌，在学界颇受好评。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日军入侵上海前夕，商务印书馆的图书出版量已占当时全国的52%，成为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分支机构遍布陆港台及东南亚各地。作为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内部资料室――涵芬楼。 　　1904年涵芬楼正式营建，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30年代时，东方图书馆藏古今中外书刊已达四十多万册，另有图表、照片5000余种。其中，中文孤、善、珍本3700多种，35000多册。更为荣耀的是，东方图书馆的方志收藏最精、最全，全国府、厅、州、县志已搜罗到的有1753种，占全国应有种数的84%。东方图书馆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张元济曾一言指出其中的艰辛：“十余年来，搜求未辍。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当时凡遇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 　　东方图书馆名列亚洲第一的称号在外。正因为此，日军认为“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