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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杜恂诚 　　【摘? 要】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关键词】大分流；文化差异；机器棉纺织业；劳动效率 　　【作者简介】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1．11．136～142 一、“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