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电子阅读，Kindle做了什么？.docVIP

当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电子阅读，Kindle做了什么？ 　　进入中国3年多的Kindle正在改变它最初的策略。 　　毫无意外，无论电子书的购买量还是设备保有量，北上广深始终是Kindle的数据库中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在Kindle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亚马逊也同其他公司一样，把最大的关注点放在了一线城市。 　　但Kindle不久前发布的2015年电子书阅读报告，在分析不同城市的电子阅读行为时，这家电子阅读服务商并没有将各城市的购书总量作为重要指标，而是更多地强调了阅读完成率、阅读时间、城市人群偏好等Kindle使用情况的数据。 　　在这些指标上，昆明、武汉、东莞等新一线或二三线城市的表现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这份《2015年Kindle电子书阅读行为报告》显示，在Kindle上，中文付费图书完成率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是武汉、东莞、哈尔滨。前十名中没有北上广深，这4座城市中最靠前的广州位列第13名，上海紧随其后。 　　关于这一点，亚马逊中国Kindle市场总监于洪给出的一个解释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二三线城市的人们花费在沉浸式阅读上的时间会比一线城市更多。 　　东莞通常会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但在Kindle的电子书阅读报告中，它的表现超过了多数人们印象中的书香城市。 　　武汉集中了7所211大学和成片的科研院。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数据，武汉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有约96万人，仅次于广州的102万人。不仅如此，武汉在2010年至2012年都是中国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城市。 　　徐宇豪算得上是Kindle在中国的第一批用户。在Kindle刚进入中国的2013年，当时还在武汉念初中的徐宇豪就从朋友那知道了这个电子阅读器，并在姐姐的资助下买了一台Kindle Paperwhite。“我空闲时间拿起Kindle的频率比拿起手机的频率高多了。”徐宇豪说。 　　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学生群体是符合Kindle在中国的目标人群定位的，而庞大的高校学生数量与武汉能在“中文付费图书完成率”这一更考验用户黏性的指标上位居榜首不无关系。 　　在重庆某家事业单位做财务的张明汉称自己是Kindle的忠实用户，几乎天天睡前会看一会儿，长距离通勤与长途旅行也都会带着它。他在重庆到厦门的动车上看完了《琅琊榜》。 　　张明汉算是电子阅读的原生用户，早在2011年他就习惯在一台屏幕大小约等于iPad mini的MP4上看书。2013年他在豆瓣小组推荐阅读神器的帖子里，看到了被称做“800元机”的Kindle Paperwhite，随后他果断抛弃了原本想买的汉王。 　　2015年，张明汉一共在Kindle上花了100多元，买了五六十本好书，其中看完的有二十多本。徐宇豪也在Kindle上看完了十几本书。 　　相比一线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各类不断兴起的室内外娱乐活动，在新一线和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们相对不受社交与工作所累，更容易静下心来阅读。 　　Kindle不是刚刚发现电子阅读在二三线城市的机会。在刚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它就已经开始拓展二三线城市，在苏宁、国美等3C商场里开设Kindle设备的专卖区―截至2015年，这类专卖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个，覆盖超过50个城市。此外，在全国30家机场书店，以及有超过300家实体店的中信书店里，也有Kindle设备销售。 　　于洪认为，二三线城市的电子书阅读行为表现抢眼的原因更多在于地域文化、人的行为和生活节奏。但仅2015年就在30个城市新增线下销售渠道这样的策略下，Kindle一定会被更多正在经历阅读行为转型的二三线城市人熟知。 　　2015年4月，Kindle邀请了7位建筑设计师，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和厦门6个城市的书店中，设计不同风格的阅读空间，让读者体验沉浸式阅读。除了在现有城市中增设更多店面，Kindle接下来还准备把销售渠道覆盖到更多有潜力的二三线城市中，比如机场、校园、超市或社区。 　　3年多来，Kindle的月活跃付费用户增长了37倍。 　　看起来电子书正在中国迎来一个好时机，不仅仅是二三线城市居民对电子书阅读兴趣浓厚，这种更便捷的阅读方式与纸质书的互动也正在加强。 　　“这几年来能接受纸电同步的出版社越来越多。”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中国Kindle总经理张文翊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出版社在运营过程中发现，电子书作为新的业务，每年的增长力度比纸书要高得多，这给它们带去了附加值。” 　　Kindle发现，电子书如果能和纸质书同步推出，前者可以推动后者的销售。主持人大冰在2014年9月出版了《乖，摸摸头》，并在Kindle同步上线了电子书版本。到2015年年底，这本书在亚马逊中国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七，在Kindle的榜单上也是销量排名第五的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