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翘楚招商局.docVIP

洋务翘楚招商局 　　作为驻扎香港的四大中资企业之一，招商局集团已经走过了141年的历史。在漫长的百年岁月中，招商局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道路，它曾创造了近代中国的各项第一，其中既有过光辉和荣耀，也有屈辱与坎坷。 　　如今的招商局已拥有3920.83亿元总资产，并连续九年被国资委评为A级中央企业。站在位于香港中环的招商局总部大厦上，维港美景尽收眼底，碧海蓝天、一片繁华。回首望去，招商局的命运始终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洋商打压中不断壮大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部的开明人士面对内忧外患，开始探索民族自强独立的道路。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就此展开。当时的中国航运业早已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李鸿章上奏清廷，积极促成了中国第一家新式轮运企业――招商局（当时称轮船招商局）的诞生。 　　作为末代王朝的一位老臣，李鸿章倾其半生精力扶持招商局的发展。他曾报请户部拨借直隶练饷局制钱20万串在财力上支持招商局。1876年，面对洋商的价格战，李鸿章又迅速拨官饷50万两，使“该局气力为之一舒”。在人才选拔上，李鸿章也力排众议、任人唯贤，把主持大局的重任交给了三位年轻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三位粤商翘楚，都曾是外国洋行的著名买办，有与洋商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1872年的一个冬日，飘扬着双鱼龙旗的“伊敦”号商轮缓缓驶入汕头港，这是招商局首次行驶南洋航线，也是中国轮船首次在近海航行。到次年初，“伊敦”号就将航线延伸到了香港，从此，在沪港之间往来不息，“所得运费亦颇丰厚”。同年8月，“伊敦”号正式开航神户、长崎，年底又驶往吕宋等地。随后，北洋航线、长江航线也相继开通。 　　在国内航线上，旗昌和太古两大轮船公司达成协定，不惜血本跌价竞争，妄图一举将羽翼尚未丰满的招商局扼杀在襁褓之中。招商局决心同外国航运公司决一死战，他们充分利用招商局官方背景优势，通过加运漕粮和筹拨官款等方式，顶住种种压力。到1876年，资本总额达近400万两白银，船舶总吨位达1万多吨。次年，招商局甚至买下了旗昌轮船公司。当时，国内舆论一片热情欢呼：“从此中国涉江浮海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从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 　　李鸿章在招商局开局前对官督商办体制做过这样的规定：“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盛宣怀继任督办后，提出用人理财规章各十条，并将这些规定进一步具体化，使招商局直接置于官权的控制之下，这标志着官督商办体制的确立已经从组织上和制度上完成了一切程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作为前清政府控制下的一家官督商办企业，招商局内上层人物多为清政府官僚，政治上趋于保守，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他们一开始就对辛亥革命抱有反感，甚至采取对抗性行动。当时的新政权在财政上尚未站稳脚跟，于是，临时政府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以招商局资产向日本抵押借贷。对此，招商局股东强烈反对，借款之事也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打消股东疑虑，孙中山多次致电招商局，保证“权利利益毫无所损”。在得到国民政府的三项优惠条件后，招商局董事们“一致承诺”接受政府的借款要求。这也表明，招商局和新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化为合作。在随后的北伐运动中，招商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提供船支运输军需物资和官兵，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 　　1912年3月，招商局第二次股东常会正式召开，临时政府司法部长伍廷芳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温宗尧等人为查账员，共同组成招商局第二届董事会。新董事会的成立，标志着招商局进入完全商办时期。 　　“自毁长城”抗日寇 　　1932年，招商局被南京国民政府收归国营，更名为国营招商局。抗战爆发后，招商局深明大义，在“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前后，招商局在江阴、上海、镇江、南京、九江、宜昌等地自沉轮船共计24艘，形成雄伟的水下屏障，阻断日军战舰前行的道路，为中国军民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淞沪会战期间，招商局向上海前线运送了大批兵源和军用物资，并协助上海500余家工厂内迁，疏散运输各类物资无数。1937年9月12日，招商局在南京成立“长江业务管理处”，全盘负责办理军工运输和客货运输事宜，并联合各家华商民营航运公司，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共同往前线抢运战争物资和将各地公私物资后撤长江腹地。 　　上海、南京沦陷后，招商局全体员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先后开辟了九江至南昌、汉口至长沙、汉口至常德、常德至津市、常德至桃源等航线，沟通了鄂、赣、湘三省的水上运输网。在武汉会战期间，招商局与粤汉铁路实行水陆联运，并再次与各华商航业密切配合，抢运各类军工物资入川。从“八?一三”事变到武汉失守前夕，招商局共抢运军民144.3万人次，抢运军工物资商货47万余吨。这些人、财、物，抢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