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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什么时间介绍到中国 西方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来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此前，在1648年左右，有一个意大利 神甫卫匡国(M.马蒂尼，1614～1661)曾把国际法先驱者西班牙法学家F·苏亚雷斯(1548～1617)国际法著作的一 部分译成中文。在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充当中国代表团译员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 徐日升（1645～1703）在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国际法，而在当时的谈判中也似乎注意到国际法上有关条约的规则。但是，当时中国皇帝和高级官员是否阅读过译成中文的国际法著作，或者是否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了解到国际法的一些内容，迄今无可考。无论如何，从那时一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150多年中，在中国还没有人提到国际法。 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钦差大臣 林则徐到广州查办鸦片时，曾经叫人广泛搜集材料，以了解外国情况，并叫人把瑞士人E. de瓦泰尔（1714～1767）的《万国法》一书关于战争和外国人待遇的几段译成汉文，称为《各国律例》。林则徐也的确参考了这些译文来对付英国人：宣布鸦片为违禁品，要求交出烧毁；然后，致书英女王，要求停止鸦片买卖；最后，则采取武力行动，严格禁烟。特别从林则徐致英女王书中，可以看到间接引用了瓦泰尔的说法。但译文只是片段的，影响也只是一时的。 全面地把近代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来，是从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把美国国际法学者H.惠顿(1785～1848)的《国际法原理》一书译成汉文开始的。惠顿这部书在当时是在各国外交界享有盛名的国际法著作。为了敦促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要职的英国人赫德(1835～1911)曾把这部书中有关使节的章节译成汉文，供总理衙门参考。1864年，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1820～1870)的支持下，丁韪良作为同文馆总教习，把这部书全部译成汉文，名之为《万国公法》。这是译成汉文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此后，还有若干西方国际法著作译成了汉文。国际法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一些影响。 正当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汉文时，1864年，在普丹战争中，发生普鲁士军舰在渤海湾拿捕一艘丹麦船的事件。总理衙门以国际法上领海主权原则为依据向普鲁士提出抗议，获得该船的释放。清朝官员觉得国际法还有些用处，在办理“夷务”时也偶然参考。当时有人认为中国如果依据国际法办事，可以避免遭受外国的祸害，这自然是一种幻想；也有人认为，国际法是外国“体制”，不过是“虚理”，不足为凭，实际上有利于强国，而不利于弱国。 对于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基本上是持消极态度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如果了解国际法，将给欧洲强国制造无穷麻烦。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按照国际法来处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它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作主权平等的国家，而把中国视为“非文明”国家，划在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