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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贱客文化的变异及成因分析 　　摘 要：在以凤姐、芙蓉姐姐等网络红人为代表的贱客风渐渐退潮以后，一种新型的贱客文化正甚嚣尘上，而这两种贱客文化在文化表征、参与者的规模和参与动机三个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前期“贱客”自我抬高不着边际，后期“贱客”自我矮化不设底线；如果说，前期的贱客文化是个别人的“独秀”，那新型的贱客文化则是一场热闹喧哗的“群舞”；前期的“贱客”们卖力演出，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求名求财意图明显，而新型的贱客文化却看不到有任何明显实质性利益在其中。新型贱客文化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可以分为互联网技术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两种。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批判由来已久，然而从另一种宽容理性的视角来透视这种新型贱客文化或许更有益于认识其本质。 　　关键词：贱客文化；网络传播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同时，互联网上传播现象光怪陆离，其中有一类网络语言和传播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例如“?潘俊薄?“膜拜大神”、“土豪我们做朋友吧”，以及万千网民高呼80后作家韩寒为“国民岳父”，称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为“国民老公”。这些看似不相关的语言和行为确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贱客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不少媒体对之口诛笔伐，《人民日报》曾发文《自我矮化可以休矣》①，痛批“?潘课幕?”。 　　“贱客”进入公众视线，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关注和研究，要从2004年网络名人芙蓉姐姐爆红算起，之后的水仙妹妹、凤姐等相继走红，网络“贱客”队伍开始壮大。贱客文化的红火，离不开网民的吹捧，更离不开网络温床的孵化。但究竟何为“贱客文化”，目前不仅没有定论，现存的只言片语也还是对于前期贱客文化的描述。上海大学朱大可教授认为：贱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自虐文化；香港资深传媒人梁文道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表演狂和暴露狂。 　　贱客文化发展到现在，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含义也随之有了微妙变化，为了方便下文对其变异进行分析，暂时将其称呼为前期贱客文化和后期贱客文化。对比新旧两种贱客文化，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化表征、参与者的规模和参与动机三个方面。 　　一、从“自恋”到“自贱” 　　前期的“贱客”刻意将自我抬升到惊人的地步，而后期的“贱客”却自我贬低、自我矮化。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自我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作为意志和行为主体的主我与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前期的“贱客”吸引眼球的地方在于他们的荒诞，既“主我”与“客我”的严重脱节，相貌平平、体型偏胖的芙蓉姐姐完全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却自认美若天仙，凤姐自称美貌与智慧并重没人配的上自己。后期“贱客”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自来熟的称权倾朝野者为干爹、名动江湖者为岳父、金富天下者为老公。②这种在公共领域与权力、名声、金钱无底线的网络调情，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主张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精神背道而驰。 　　二、从“独秀”到“群舞” 　　如果说，前期的贱客文化是个别人的“独秀”，那新型的贱客文化则是一场热闹喧哗的“群舞”。过去只是个别网络红人的炒作和表演，广大的网民只是“看客”的角色，凤姐、芙蓉姐姐等的爆红引起广大网民乃至整个社会的热议，其中不乏理性批判的声音，而新型的贱客文化似乎来得更加热闹却又让人不易察觉。“?潘俊币淮驶鹆耍?线上线下都有那么多的人以?潘孔跃樱?与王思聪有关的风吹草动动辄引来他的“太太团”数万条的评论，新型贱客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参与者的广泛性。 　　三、从“功利”到“超然” 　　前期的“贱客”们卖力演出，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求名求财意图明显，而新型的贱客文化却看不到有任何明显实质性利益在其中。看看芙蓉姐姐和凤姐，她们爆红以后为自己带来的不仅仅是知名度，更是由知名度带来的经济利益。对比之下，新型的贱客文化的主体们似乎并不能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一种文化现象产生和盛行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根据笔者分析，可以主要分为两方面。 　　（一）互联网技术因素 　　网络是贱客文化产生的温床，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社群化等特征为网络贱客文化产生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参与者可以通过虚拟身份的方式来超越、改变或者保留自我，隐去了社会属性的受众来到这个“大广场”，可以炫富扮土豪，同样也可以哭穷装“?潘俊薄Ｍ?络传播的交互性是另一大原因，微博单向跟随的“关注”使得在传统媒介生态下高高在上的政界精英、商业巨擘、影视明星都不再只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形象，微博互动又是双向的传播关系拉近了网民与他们的距离。网络传播的社群化也为这种现象的扩散推波助澜，在这种虚拟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