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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区域信息消费差异的泰尔指数分析 　　摘要：信息消费对扩大内需和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2006―2014年浙江省居民信息消费差异及变化进行泰尔指数分析，并将总差异分解为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结果表明，浙江省信息消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这主要受地区间差异的影响，且浙东北地区、浙西南地区内存在差异，但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小于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为此，应通过促进城乡信息交流、推进“宽带中国”建设和缩小地区间信息消费差距等措施提升浙江省的信息消费水平。 　　关键词：浙江省；信息消费；泰尔指数；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105-03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消费需求的增加，扩大信息消费、发展信息经济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抓手。作为“软消费”和“硬消费”有机结合的信息消费具有大众性、数据化等特征，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应。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唯一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国家示范区，但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为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信息消费均等化，2014年浙江省政府颁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实施意见》。本文重点研究浙江省11个地市的居民信息消费，从中寻找切入点，以缩小区域信息消费差距，进而推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一、文献综述 　　信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对信息消费进行研究，Machlup（1962）、Oma（1996）等研究信息消费的对象，而Vandenberg（1995）、Shah（2006）等分析信息消费的行为，此外在信息对消费者的影响、信息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研究也卓有成效。 　　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消费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现状方面分析。郑英隆最早把信息消费归结为决策者将信息进行加工转换形成行动方案的过程，而贺修铭、沈小玲等对定义进行进一步完善；赵付春（2014）将信息消费分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消费，并总结出信息消费对经济的六大积极效应和三大消极影响[1]；沈小玲（2008）分析得出信息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年龄、职业、信息能力与消费者偏好[2]；李旭辉、程刚（2012）构建了6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的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体系[3]；王子敏、黄卫东（2013）建立VAR模型定量分析江苏城乡的信息消费关系，结果表明城镇信息消费对农村具有单向影响[4]。 　　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消费的研究将不会停止，浙江省是信息消费极具潜力的地区，2015年信息化发展指数为0917，比2014年提高0029，而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居民信息消费和收入依然存在差距，不利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信息化的推进。因此，本文对浙江省信息消费进行泰尔指数分析，针对区域发展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推动浙江省的发展有所裨益。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首个提出打造信息经济大省的省份，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如火如荼，信息消费日益繁荣。浙江省东北地区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和舟山市，西南地区包括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台州市，两大地区发展各具特色，信息消费水平存在差距。 　　（一）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是用于衡量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标，已广泛运用于区域差异的测算，公式如（1）。为反映整体的区域差异可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地区间和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越大，差异越大，公式如（2）-（5）[5]。通过贡献率可以测量各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度，公式如（7）。 　　其中 T是测度总差异的泰尔指数，Tm、Tn分别是浙东北和浙西南的泰尔指数，Ta、Tb 是地区内和地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 ci、pi是第 i个地区的信息消费额和人口数，C、P是区域的信息消费总额和人口总数。（Cm/C）Tm/T、（Cn/C）Tn/T是浙东北、浙西南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Tb/T是地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对信息消费的理解不同学者测度的口径也不同，借鉴陈立梅（2013）的测算方法：信息消费包括家庭设备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5]。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及11个地市的统计局网站，选取了2006―2014年浙江省11个地市的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GDP指标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本文对一个地区信息消费总额进行统一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信息消费总额=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城镇人口+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农村人口。 　　三、浙江省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总差异分析 　　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