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同步”勾勒发展新路径.docVIP

“四化同步”勾勒发展新路径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曾是鼓舞几代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响亮口号。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八大又做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在今年两会上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雾霾、人口红利拐点、产能过剩、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空壳村、农地征用矛盾……这些两会上讨论的热点，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阶段性难题，千头万绪的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晰线索，答案都指向“新四化”。 “四化”即四个现代化的简称，虽然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在每一代中国人心里却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四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新中国历史上曾先后提出过四个“四化”，纵观其内涵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每个版本“四化”的提出，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体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而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最新提出的“四化”，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既继承了以往“四化”中工业化和农业化的内容，又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表述相比，增加了信息化相关的新内容，这不仅表明信息化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且也描绘出未来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趋势。信息技术的泛在性和寄生性决定了信息化能够融入三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这在十七大以来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及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部分证实。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的同时，实现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而我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问题，这其中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特殊国情，也有我国重化工业追赶策略带来的连锁反应。如何破解同步发展难题，不仅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广大后发工业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三化建设”成绩与挑战 工业革命以前，城镇就有人口集中、生产要素集聚、服务设施完善的特点。但是以小农自给自足分散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对服务业和资源集聚的需求很低，城市发展极为缓慢，17世纪初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只有3%左右。 18世纪末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兴起，实现了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诞生了工厂制。工厂制规模化、集中化、垂直化的生产特点，要求各类生产要素和服务功能在空间上的集聚。城镇的服务设施和集聚效应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迅速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伴随着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城镇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服务业日渐繁荣，城镇化获得了高速发展，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纺织城、钢铁城、汽车城等新兴工业城市群。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工业革命后10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幅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业人口，农村的耕地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为农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的现代化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装备支持和技术服务等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化高效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既保证了农产品供应，又进一步释放富余的农业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服务，形成了三化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从我国情况来看，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三化建设。经过近60年的努力，到2010年我国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在三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匹配，城乡差别日益增大的问题。反思传统工业化路线，我国的特殊国情是三化同步国际经验在我国失灵的主要原因： 其一，重化工业的赶超策略。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是在承接前苏联转移的大型制造业的背景下起步的，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策略。虽然我国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初步实现赶超的战略构想。但是重工业排斥劳动而亲资本的特点，使重工业吸纳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工业行业的能力远低于轻工业。在资本挤出效应的影响下，重结构工业化既没有解决富余农业人口的就业，也没能促进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而要从农村提取更多的补贴，压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保证推进重结构的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以轻工业吸纳就业人口，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农业现代化。我国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虽然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却影响了工业、城镇、农业三化同步发展的节奏。 其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体制，它通过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隔离开来，从而实现对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对控制人口盲目流动、维持资本密集的城市大工业战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