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共相谋.docVIP

道不同，共相谋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这两个词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几乎成为各级官员口中和新闻记者笔下最热门的口号之一。在一个曾经靠口号和语录治国的国度里，往往一个热门词汇即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政治焦点。的确，中国在结束了一场浩劫之后，社会和经济生活却依然处于半停滞状态。 　　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口号，激活了僵化的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更实现了对人的解放。经济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速度与效率成为10亿中国人的主旋律。然而，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却远远滞后于发展的节拍。尤其是通信业，1978年我国的局用电话交换机总用量只有405万门，电话用户不到200万户，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世界排名在120名之后，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当时装一部电话是奢侈行为，只有少数特殊阶层才能享用。而此时距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已过去100多年。 　　 　　通信设施的极端落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几大瓶颈之一。大规模、快节奏地推进通信设施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项最紧迫的战略。然而，中国自己在通信产业领域却几乎是空白，没有一家稍微像样的电信设备企业。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重大决策。此时，正值全球范围兴起了一场信息技术革命。中国在通信领域的率先开放，既推动了我国通信设施的建设步伐，又实现了与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对接。 　　应该说，当时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是极富远见的。而汽车工业则相反，多年的市场保护主义使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始终处于落后追赶的境地。 　　开放，必定充满着阵痛。曾几何时，西方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高价格、低服务，甚至无服务。今天程控交换机每线价格10美元左右，而当年的价格是每线500美元，整整高出50倍。而且还要等很久才能收到产品。卖方即上帝――这在拥有悠久商业传统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极荒谬的逻辑，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通信市场，却是事实。“七国八制”（其后变成了“八国九制”）――日本的富士通株式会社（1935年创立，以下简称富士通）、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899年创立，以下简称NEC）、瑞典的爱立信公司（1876年创立）、比利时的贝尔公司（1877年创立）、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1898年创立）、德国的西门子股份公司（1847年创立，以下简称西门子）、美国的ATamp;T（1877年创立;1996年4月，其网络系统与技术部门独立为朗讯科技）、加拿大的北方电讯公司（1895年创立，1998年与海湾网络合并成北电网络公司）、芬兰的诺基亚公司（1865年创立）等，跨国巨头们以傲慢的姿态，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倾销产品的同时，也享受着市场征服者的胜利的快感。 　　一代人的宿命 　　必要的学费与代价，换来的是通信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适时启动了中国通信制造业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诞生了400多家通信制造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多种所有制背景的公司，纷纷崛起。 　　“国有企业”的代表人物有邬江兴（1953年出生），一位在职的解放军军官，曾被称作通信行业的“民族英雄”、“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邬江兴是巨龙的创始人;周寰（1944年出生），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留美归国人士，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后来创办了大唐电信;侯为贵（1942年出生），航天部下属企业691厂技术干部，1985年南下深圳，创建了中兴通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和他们所创立的企业，在当时的背景下，都肩负着某种国家使命，即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建功立业，在不远的未来向西方巨头发起挑战。 　　而民营企业又何尝没有民族使命感呢？1987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做民族通信企业的脊梁。 　　这是一代人的宿命。他们，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浓重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命感、道德感、领袖欲与清教徒般的奉献精神集于一身。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内心中总是燃烧着火焰，充满着躁动以及对固有环境的反叛，所以，每当时代赋予他们一丁点的机会，他们都会选择出走和挑战，哪怕胜算并不是很大。“巨大中华”的这4位领军者，就属于这一类人。 　　很可惜，那样的荡漾着激情的改革年代和那一代创业者身上所散发的生命光芒，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再也找不到了。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田涛、吴春波 著中信出版社2015-08 　　丛林法则，胜者为王 　　审视刚刚逝去的历史，你无法不对这一代老派风格的堂吉诃德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巨大中华”创立初始，都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极端匮乏的巨大困扰。即使是国家倾力支持、扶植的国有企业，也常有方方面面捉襟见肘的时候，而华为创业时的资本只有2.1万元人民币。但它们面对的，却是世界上最强悍的竞争对手。欧美日9家公司，平均年龄为126.6岁，9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