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种世界想象.docVIP

“世界潮流”：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种世界想象 内容提要 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从一开始便被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所边缘化。面对这一困境，清末民初的知识人一方面表现出欲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中的焦虑；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抱持一种循环意义上的文明潮流观念，完成了一种从“自居边缘”到“想象中心”的世界想象，并绘制出通往文明终点的路线图。 关键词 世界之中国 夷狄化 文明之运 世界潮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94-08 学界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是由传统的天下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这种论点以美国中国史家列文森为代表并且影响深远，且几乎成为了一个历史定论。然而，张灏教授敏锐地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脉络中不仅仅有民族主义这一个思想史脉络，转型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延续了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思想。②此外，罗志田教授则指出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③ 本文则通过对清末民初“世界潮流”观念的考察，发现清末民初的知识人主要是在一种中西交缠的知识与观念④视野下来理解当时的世界秩序，并且他们多数保留着一种中国重回文明中心的、乐观的世界想象。同时这种世界想象一直在试图拉平、甚至是超越近代以来中西之间所形成的距离。 一、“世界之中国”：华夏的“夷狄化” 列文森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古代中国有一个“使国家成为天下”，使一个个政治单位成为带有价值的一种文明的过程。与此相对，近代中国则“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⑤这里所谓的“天下”主要是指“带有价值的一种文明”。许纪霖则认为除了列文森所指出的价值文明体意义上的“天下”，还有一个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即传统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中国的周边，是帝国通过朝贡和册封制度加以控制的番属；第三个是外圈，是中华文明无法企及的、陌生的蛮夷之地。严格说起来，所谓的天下，指的是第一和第二个圈， 外圈乃是化外之地。”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士人很快接受了外在（主要是西方）世界的存在，并且日益感受到一个事实，那便是中国无论是否愿意，都无法置身于“世界”之外。康有为（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反复以“一统垂裳之势”和“列国并立之势”进行对比，梁启超（1901年）也指出“中国与天下万邦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东渡日本之后（1901年），梁启超借鉴西洋史学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的方法来划分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将中国历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演进阶段： 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53～454页。 对于要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来说，自乾隆末年以来的“近世史”自然是所要书写的重点。同时，“近世史”主要是作为“将来史”的一个楔子，“将来史”重要意义则在于“世界之中国”的到来。然而，当梁启超等晚清士人怀着急迫而又期盼的复杂心情来迎接“世界之中国”之时，却无奈的发现中国此时实际上已经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所边缘化，数千年礼仪之邦的“华夏”对于“世界”而言甚至已经是化外之地。他们注意到当时的世界史著作中都是以西方各国为中心的，连新兴的日本、俄罗斯等强国都没能被录入。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早在1895年，严复便悲愤地指出：“神州九万里之地，四百兆之民，此廓廓者徒土荒耳，是熙熙者徒人满耳。尚自谓吾为冠带之民，灵秀所钟，孔孟之所教，礼义之所治，抑何其无愧而不知耻也。”⑥严复：《原强》，王?虮啵骸堆细醇?》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11页。他还发现，当时的“西洋”与传统的夷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武力还是文明方面，都要强于中国。是故，严复感慨道：“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膛〔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⑥ 可见，康有为、梁启超及严复等晚清知识人所发现的这个“世界”不仅是一个新型的列国体制，而且是一个外在于中国并将中国边缘化的一种世界秩序。从以上这些论述可知，